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其区域协调发展的程度既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定量测度粤港澳大湾区内11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并分析协调发展水平对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在研究期内,香港、澳门的协调发展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珠三角9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融入大湾区建设将促进两地协调水平提升和大湾区整体协调发展。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来看,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不利于湾区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的投入能够显著促进湾区经济发展,表明湾区发展已进入到了以资本为动力的新阶段。总体来说区域协调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因素。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2008—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及环珠三角6座城市)的合著论文构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的结构以及其演化情况,并且运用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回归分析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实现区域内全覆盖,网络通达度高,环珠三角6座城市在大湾区内仍处于边缘地位,逐步呈现"多中心"趋势;随着时间的演化,不同要素对协同创新的影响效果与程度有所不同,其中互联网通达度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研究

破坏性创新的创造性、破坏性、非竞争性及其与知识吸收的耦合性使其创新效率较强,破坏性创新模式成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文章构建多维度量化指标,运用结构化面谈、信息编码等工具,考察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演绎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对其转型升级的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珠三角制造业企业实施破坏性创新的"势头"还不够大;模仿性创新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仍为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破坏性创新互动性不显著。一方面,珠三角制造业企业应借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破坏性创新生态体系;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995-2016年经济数据,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方面,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计量经济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评估。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化波动较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而合理化水平则出现大幅度波动、高级化较为平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主要研究时段出现轻微波动,但1998与2015年出现骤降导致整体变化较大;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较为稳定。未来长期内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短期内产业结构高级化将阻碍合理化进程,而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变动在较长时期内将对经济协调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但从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的关系来看,二者在长期发展中将会缓慢加速高水平经济协调发展进程;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经济协调发展间阻碍与推动作用近期主要来源于其本身,长期产业结构变动除受本身冲击外,均受经济协调发展影响较大。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且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影响因素看,交通联结、政府作用和空间分异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差距大及要素流动度相对较低是当前制约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应在双循环背景下推动区域协同关系转变,以“新基建”为支点保障区域要素流动,通过区域分工合作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以优势产业集聚重构空间发展格局。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探究

21世纪以来,粤港澳大湾区逐渐成长为以广州、深港为两大发展极核,以佛山、东莞、中山为区域副中心的多中心城市群,积极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体系,产业布局不断发生变化.大湾区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面临产业关联不强、城市间深度融合不够、第三梯队城市定位不清晰和人口及外贸红利逐渐消退等问题.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应加强区域产业关联,提高经济溢出效应;建立区域发展协同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明确第三梯队城市发展定位,加强外围地区与核心城市联动;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机遇,激发新经济增长点.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影响机制研究

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是当今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途径和重要特征,无论是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还是政策工具的准备,都需要准确把握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协同的影响机制。基于此,论文以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的数据为样本,构建以创新体系、差异性和人口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协同影响机制模型。研究发现,创新体系对系统协同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接近人口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效应强度;经济子系统不仅直接作用于整个大湾区的系统协同,而且也是其他因素产生协同作用的中介,经济子系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过程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人口子系统有其自身的惯性,调控的空间相对有限,而环境子系统有一定的滞后性,相关政策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就需要有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持续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的10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研究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大湾区城市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大湾区9市2区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在3个子目标和综合水平表现方面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高低，将9市2区划分为引领型、中等型和偏低型3种类型进行分析，深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可为协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持续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的10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研究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大湾区城市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大湾区9市2区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在3个子目标和综合水平表现方面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高低,将9市2区划分为引领型、中等型和偏低型3种类型进行分析,深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可为协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空间、门限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为促进城市间协同融合发展,采用极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ESDA等方法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关联模式,并通过SPDM模型剖析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结合门限面板模型进一步探讨在经济发展水平门限效应下,核心创新要素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后增速加快,各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均衡发展;②城市技术创新能力“中心—外围”特征明显,“中心”城市位于区域东南部沿珠江口东岸地带,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③人力资本、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研发经费投入的负向溢出效应不明显;④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限效应下,人力资本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先升后降,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而不再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空间结构与联系研究

深刻把握区域创新系统内部耦合特征与协调机制,是科技强国战略下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活力,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首要问题。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与地学空间方法,利用熵权TOPSIS模型、耦合协调模型、莫兰指数、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质量与创新氛围耦合协调的空间结构。研究发现：①区域创新系统的综合得分呈现“中轴高—四围偏低”的空间结构,广州和深圳的创新氛围与创新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均较高,说明两系统间呈现出有序的螺旋优化状态,而澳门的创新发展存在双重错位现象;②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分异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联系紧密的环形创新网络结构,网络空间交易成本和同配性现象显著,深港创新集群的耦合协调联系最为紧密。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时空演化及空间收敛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高效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有助于将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大湾区10个城市2007-2019年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水平、时空跃迁特征以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大湾区整体及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基本实现从失调衰退区到协调过渡区的转化,具体可划分为4个等级层次;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与条件β收敛趋势,即最终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且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起显著正向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视角下香港海洋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香港海洋经济具有明显的载体经济、全球经济和服务业优势特征。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其发展既有传统的港口运输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也面临发展要素紧张、同大陆经济“两张皮“等问题。香港发展海洋经济应瞄准建设“全球顶尖海洋城市“,重点打造“顶级联系人““顶端产业链““首选目的地“3 个定位。注重涉海金融业和海上贸易物流业两个龙头行业,提升面向内地制造业的海洋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培育实体经济新增长点发挥独特作用,并更加依靠创新驱动。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模式研究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探索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空间发展理论和经济系统协调理论为基础支撑,以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协调模式为研究目标,探索出具有时序和空间特征的海洋经济协调模式,在时序上包括点域、点轴和网络型三个发展阶段,在空间上包括粤港澳大湾区中部、东部以及西部的海洋经济空间区域,并设计出各个区域的海洋产业体系及重点海洋产业,最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衔接的促进手段及方式提出了对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格局演变及协同关系

文章研究了1990—2017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情况及经济规模变化情况,并对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99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总体呈加快态势,各城市在不同时期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的变化密切相关。大湾区内城市经济规模多数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行前列,且位序逐渐攀升,仅有肇庆和澳门在1990—2017年经济规模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序明显下降。以1990年为基期,至2017年,大湾区整体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有序性不断增强,上升速度2010—2017年期间与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下降,体现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用地增长和经济规模增长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各城市间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演变差异性十分明显。深圳、珠海、中山三个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规模增长的作用效率在研究期间不断上升,其他多数城市研究期间该效率在2000—2010年期间达到最高,2010—2017年期间均出现明显下降。各城市间产业的发展阶段以及目标定位的不同造成了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协同性...     

粤港澳大湾区SO2平均浓度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关联特征

厘清区域产业集聚与空气污染的关系与机制,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矛盾的前提与基础。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探讨产业集聚与SO2平均浓度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再通过构建空间面板STIRPAT模型,对这种空间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2011—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SO2平均浓度存在正的空间关联关系,制造业集聚、两种产业协同集聚度同SO2平均浓度存在负的空间关联性,但是关联性不显著。单一产业、两种产业协同集聚与SO2平均浓度的关联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能加剧空气污染,制造业集聚、产业协同集聚度则可一定程度上缓解空气污染,但这种关系不显著;单一产业及协同产业集聚对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