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制约作用分析

城市是服务业聚集发展的空间环境,也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如下:(1)农村城市化模式的聚集效应较差,不能带动服务业的发展。(2)控制大城市发展的城市发展道路有悖于生产性服务大城市聚集的发展规律,抑制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空间。(3)政府主导型城市化间接抑制了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成化发展战略与实施策略

生产性服务业为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其规模和效率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竞争力。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势及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成化发展的专业化集成、一体化集成和价值链集成等战略,并分别从政府与企业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     

房价水平、交通成本与产业区位分布关系再考量

中心城市房价水平或地租水平的提高具有客观性。房价水平和交通成本变动对制造业区位分布影响较大,而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占用土地面积较大的制造业向外转移不仅有可能抵消房价上涨的压力,而且为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房价水平上涨和交通成本提高加快中心城市制造业的扩散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客观上促使城市间由专业化分工向功能分工结构转变,推动中心城市实现产业升级,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     

广州市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1—2011年广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对影响广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主导因素进行了识别,在此基础上运用协整分析及脉冲响应分析法对主导因素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作用和工业发展水平是影响广州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因素,政府的作用在初期会迅速带动该产业的发展,但其影响的力度逐渐减弱,工业发展水平则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稳步增长,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据此提出提高广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基于行业和地区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文章从行业和地区异质性视角入手,基于2003-2012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取决于城市规模;经济总量跨越了门槛的城市可以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大城市的知识溢出效应及更好的上下游关联产业匹配中提高效率,城市经济总量越大,集聚效益越显著;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在总体上并不显著,随经济体量的扩大呈现倒U形变化.此结果意味着不同等级的城市适合发展不同层次的生产性服务业,经济较发达的大城市需要鼓励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而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集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6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不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梯度性,从而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随着中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逐渐迈进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由集聚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多样化对大城市作用显著,而专业化对中小城市作用显著。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对经济集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城市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策参考。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城市数据库匹配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集聚程度远高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多样化外部性促进了本地区制造业的出口升级,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竞争外部性对本地区出口升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三种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但区分城市规模后,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外部性和竞争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则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聚集于大城市阻碍了周边城市的出口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助推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

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从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及生产率三个层面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均能显著促进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但对不同区域和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有利于黄河中游和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多样化集聚对黄河上游和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作用明显。第三,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能够促进中等城市及小城市经济提质增效,而多样化集聚有利于大城市及中等城市高质量发展。第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及生产率增长两条路径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而多样化集聚则通过人力资本提升、结构优化升级及生产率增长三条途径助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都市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发展机制及影响因素——基于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1999—2008年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在对都市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发展的理论缘起、形式、空间布局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市场需求、投资额度、专业化、城市化、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因素等为影响因子的都市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发展的理论框架。并且通过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1999—2008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代表制度因素的对外开放度是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发展的最大影响因子,城市化率和代表都市发展水平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这两个因子的影响次之。代表本地需求的第二产业发展规模及代表生产性服务业供给投入的投资额度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则非常有限,特别是第二产业发展规模的影响不明显。而包含了生活性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区位商指数并不代表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这提示我国都市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应着力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布局,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有效促进城市创新

在理论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作用则正好相反。专业化集聚对不同规模的城市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集聚对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作用具有明显异质性。     

我国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对我国30个省会城市2003—2011年五大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呈负效应,政府规模、知识溢出、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集聚的影响不相一致,亟待完善。     

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城市规模影响服务业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微观证据

本文利用2008年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层面微观数据来考察服务业内人力资本外部性,发现城市的人力资本对于服务业企业产生的正外部性主要体现在大企业中。然后,将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来源细分为行业内企业间、服务业行业间、制造业三个部分,结果发现来自行业内企业间、服务业行业间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会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加强,而来自制造业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则随着城市规模增大而减弱。最后,考察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作用机制,发现行业内企业间和服务业其他行业间高技能交流产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随城市规模增大而加强,而与制造业高技能交流产生的外部性随城市规模增大而减弱。本文的含义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大城市对于服务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展是否具有溢出效应?

文章将服务业纳入工业生产函数,构建了动态两部门模型,以此为基础研究了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并将其分解为技术外溢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进一步又采用了2003-201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就技术外溢效应而言,整体上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展具有正向技术外溢效应,中西部城市大于东部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大于大城市和小城市;就要素配置效应而言,整体上城市服务业发展具有负向要素配置效应,但大小城市均呈正向效应而中等规模城市则呈负向.最后,将服务业细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东部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大于中西部城市,而生产性服务业则相反.     

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机理与实证研究

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超边际分析方法,构建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型,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农户数量规模、政府补贴和农户劳动力变化是影响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四个因素。其中,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对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分布密度、政府补贴和城镇化率提高1%,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分别提高0.135、0.955和2.714。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启示

产品内分工影响服务贸易的基本途径是服务外包;基于11个OECD国家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消耗的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和服务业消耗的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力成本和信息与通讯技术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并给出了政策启示。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及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国际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并基于截面数据,对中国和13个OECD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部门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与OECD经济体相比,中国国民经济及其三次产业中的物质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大,而服务性投入(即生产性服务)消耗相对较小;大多数OECD经济体生产性服务的将近70%都投入到了服务业自身,而中国生产性服务的一半以上则投入到了第二产业;中国与OECD经济体的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影响力系数都较小,但后者的感应力系数高于中国,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不仅不能对国民经济产生应有的带动作用,其本身受其他部门的需求拉动作用也不大。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距不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诚信、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制的约束。因此,打破市场垄断、理顺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和政府行为以及打造诚信经济,应该成为政策制订的着力点。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城镇化扭曲与服务业滞后:机理与实证研究

现有关于中国服务业滞后的研究多基于经济活动视角,未能充分重视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文章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分析了服务业滞后的现实依据,并基于城镇化扭曲视角,论证和分析了城镇化扭曲对服务业滞后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指出:扭曲的城镇化会通过增加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和降低城镇创新活力来加剧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通过增加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和抑制城镇消费潜力来加剧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同时,全球价值链地位可以调节城镇化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的影响效应.据此,文章从矫正城镇化扭曲入手,对如何推动服务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     

广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及成因研究

基于广州第二次经济普查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员数据,运用赫芬达尔指数、信息熵、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法对广州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是高度集中在CBD,并有沿交通主干线向外扩散的趋势,初步呈现郊区化现象,导致多中心城市出现;六类生产性服务行业在全市的集中程度各不相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是各行业自身的区位特性和外部的市场经济导向、政府规划政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导致了城市就业次中心的出现并有力地促进城市中心向外蔓延,但对多中心城市发展的影响还很弱。     

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本文分析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协同影响机制,估计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以及在城市规模约束下产业结构转变的边际效益。使用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计量估计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经济效益发生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则随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加。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小于最优规模,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该推动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和人口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