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区域贸易潜力分析

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对不同区域的贸易状况是不同的,既存在着贸易过度,又存在着贸易不足,运用引力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检验,提出对潜力再造型、潜力开拓型、潜力巨大型三类不同潜力的贸易伙伴应采取不同的措施,引导木质家具贸易流向的调整,以减少贸易摩擦,保障木质家具贸易的快速健康发展。     

中蒙俄经济走廊内蒙古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中国与俄蒙发展战略对接的一个载体.本文阐述中蒙俄经济走廊文化旅游建设的优势条件与现实基础,梳理内蒙古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条件与资源,针对内蒙古文化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在中蒙俄经济走廊背景下发展内蒙古文化旅游的对策建议.     

中国木质家具产业内贸易测度

简要介绍了中国木质家具的贸易状况,利用GL指数、Bruelhart指数和IIT指数对中国木质家具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木质家具贸易存在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2种模式;其中产业间贸易占主导地位,产业内贸易目前维持在很低水平;产业内贸易规模不断增加,发展速度很快。     

中日贸易发展现状及潜力分析——基于贸易引力模型

近年来,中日贸易发展表现出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强、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等特点,文章在考察中日贸易现状的基础上,利用2009-2012年中国与30个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的相关数据,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其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以及贸易潜力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GDP、人均GDP、区域贸易合作对双边贸易流量有着促进作用,而两国间的距离对双边贸易流量有着阻碍作用,中日之间既有着较为严重的贸易壁垒,又有着巨大的贸易潜力。由此提出了扩大经济规模,提高人均GDP、促进区域贸易合作、充分利用距离优势、发掘两国的贸易潜力等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代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研究——异质性随机前沿出口模型实证分析

基于2009—2016年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至105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异质性随机前沿出口模型,分析后危机时代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结果表明:自由贸易协定、海运及港口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普及率是贸易的促进因素;贸易壁垒、汇率波动、金融服务水平、海关手续负担、贸易自由度、货币自由度和互联网安全性是贸易的阻碍因素;港口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普及率增加了贸易非效率的波动,加大了出口贸易效率的不确定性;贸易壁垒、汇率波动、金融服务水平、海关手续负担、货币自由度和互联网安全性降低了贸易非效率的波动,减少了出口贸易效率的不确定性。根据贸易潜力分析结果,将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市场分为4种类型并提出相应的出口贸易布局战略措施。     

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动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采用2002~2007年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美国、香港、日本、英国和韩国的相关数据,运用CMS模型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数据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木质家具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目标市场进口规模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产生正效应,而产品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产生负效应。同时,提出中国木质家具企业适应国际技术标准和出口需求的变化,调整产品结构,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等对策建议。     

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现状及潜力评价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目的 文章利用2004—2017年乌鲁木齐海关数据,研究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的现状、互补性及影响因素,挖掘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潜力,为进一步拓展双方农产品贸易提出建议。方法 采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规模总体处于增长态势,但贸易联系紧密度不高;中国新疆以出口水果、蔬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哈萨克斯坦主要出口畜产品、棉麻丝等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农产品贸易整体属于产业内贸易,在九大类细分农产品领域存在各自竞争优势,双方贸易需求基本没有重叠,互补性较强;双方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农产品贸易联系紧密程度、空间距离等是影响农产品双边贸易的重要因素。结论 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潜力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双方贸易潜力提升幅度明显。     

中国-欧盟木质林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UNcomtrade数据库整理的数据,分析中国与欧盟木质林产品贸易状况,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识别中国与欧盟木质林产品贸易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欧盟木质林产品贸易在2000²008年间处于增长阶段;但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国出口所占比例持续下降,贸易顺差呈缩小趋势,市场集中度与产品集中度均较高;国内生产总值、森林资源禀赋差异、劳动力资源禀赋差异、欧盟东扩及海岸线等因素对中国与欧盟木质林产品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相对距离、汇率、金融危机等因素却起着显著的抑制作用。     

中国农产品贸易成本测度

本文利用既有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又有新新贸易理论基础的改进的引力模型,测度了中国主要农产品的贸易成本。结果显示:1996～2009年,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平均贸易成本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农产品内部结构看,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贸易成本较低,下降幅度也较大。在贸易伙伴中,中国与日本、美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低于中国与东盟、欧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在行业比较中,中国农产品的贸易成本高于制造业产品的贸易成本。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非关税壁垒已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阻碍。     

影响木制家具出口的贸易壁垒及对策

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木制家具出口情况以及影响中国木制家具出口的主要贸易壁垒。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主要通过运用反倾销、绿色贸易壁垒和SA8000标准来直接或者间接制约从中国的家具进口。建议中国木制家具企业应当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通过发达国家的各种认证,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努力提高研发能力;学会应对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影响

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新形势下,出口贸易作为带动经济增长、合理配置资源、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及经营理念的有效手段,对促进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迅速发展的我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汇率变动对其影响越发显著,因此认清这一影响以规避汇率风险则势在必行。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目前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在逐渐扩大,而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也在逐渐加深。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家具出口国,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影响意义深远。在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木质家具出口贸易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木质家具产业的应对措施。     

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与汇率波动关系研究

木质家具是我国最重要的出口林产品之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总体呈升值趋势,这一趋势提高了国产木质家具的出口价格,会产生阻碍出口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也会使进口原材料价格相对降低、促进原材料的进口,二者相互作用会共同影响木质家具出口额。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额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中国木质家具出口额呈负相关,但是通过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的策略并不明智。     

中国木质家具贸易条件变动分析

从进出口贸易数量、金额、价格、市场等方面论述我国木质家具的贸易变化情况。计算和分析木质家具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通过模型对其价格贸易条件变化进行预测。通过静态贸易条件和动态贸易条件两个指标,从贸易条件角度分析中国木质家具贸易利益的变化情况,判断木质家具是否出现了贫困化增长。提出改善我国木质家具贸易条件的建议。     

后危机时代中国家具业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路径探析

在分析中国家具业加工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后危机时代中国家具业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临着中国家具加工贸易附加值低,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转型升级成本高;人民币持续升值,劳动力优势不断削弱;欧美各国非关税壁垒制约不断增加等问题,提出了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提高加工贸易企业核心竞争力;发展家具创意与营销,大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发展家具产业集群,统一规划发展家具加工贸易园区;建立灵活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等后危机时代中国家具业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Standards on Agricultural Trade Flows

This article uses a theory‐based translog gravity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food standards on aggregate agricultural trade. We revisit the ‘standards‐as‐barriers‐to‐trade’ debate with a distinctive twist. In contrast to existing works, we show that standards reduce trade but even more so for countries that trade smaller volumes. Our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exploits the within‐country variation in specific trade concerns. We confirm that stricter importer standards are indeed trade‐restrictive. However, the estimated trade cost elasticity varies depending on how intensively two countries trade. Specifically, it decreases in magnitude with an increasing import share of the exporter in the importing country's total imports. The reason is simple but intuitive; bigger trading partners find it more profitable to invest in meeting the costs of importer‐specific standards. This work is novel in showing that the standards–trade debate misses out on an important heterogeneity driven by existing import shares. Liberalising non‐tariff measures will favour smaller trading partners more than well‐established o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