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约束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对不同类型、不同渠道及不同强度的信贷约束进行了多维度的全面界定,并分析了信贷约束对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认为,总体上,信贷约束对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说,相比于供给型信贷约束,需求型信贷约束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更大;当家庭面临机构和私人双重信贷约束,或受信贷约束强度更大时,其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更低.作用机制方面,信贷约束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进而抑制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信贷约束对年轻和老年家庭,以及较低财富水平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抑制作用更大.     

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并识别和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创业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缓解了个体受到的信贷约束,降低了创业成本,还通过提高个体的风险偏好,促进了家庭创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金融知识丰富的群体影响更为强烈;对于生存型创业和主动型创业活动,数字金融对后者的影响更大。同时,数字金融对创业活动中的创新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金融科技、家庭信贷约束与财富积累 ——基于中国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国内脱贫攻坚圆满收官,持续推动群众增收致富来巩固脱贫、防止返贫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并以加强金融科技为突破口进行了战略部署.本文使用2017年我国29个省39995户家庭的微观数据,对不同地区发展金融科技、家庭信贷约束与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整体而言,发展金融科技可以显著提升当地家庭的财富总量,有助于家庭财富积累;(2)家庭信贷约束抑制了家庭财富积累,其中供给型信贷约束导致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3)金融科技发展可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对财富积累的抑制作用,特别是供给型信贷约束,从而有助于家庭财富积累;(4)发展金融科技缓解信贷约束对财富积累的抑制效应,对成员年龄偏低、属于农村住户家庭的效果更为显著.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地区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利于避免外部负面冲击对家庭财富的侵蚀,可提升家庭财富积累的稳定性.     

农户信贷约束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以湖北武汉为例

本文使用2016年湖北武汉地区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法的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估计了农户信贷约束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避免了样本选择性问题引致的估计偏误。研究表明,信贷约束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如何缓解农户遭受的信贷约束是今后创业政策制定和调整所必须关注的重点。     

基于VECM模型的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采用1997~2013年家庭债务、贷款价值比与 GDP 增长率等变量数据,在借鉴 Kim 的模型基础上,构建 VECM 模型,检验了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短期内宽松的借贷约束促进了家庭债务的增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宽松的借贷约束会导致家庭债务过高,阻碍长期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率、家庭债务等变量相比,贷款价值比、利率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制定合理的消费金融政策,居民应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以实现家庭债务的可持续性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信贷约束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黑龙江省353家农民合作社的调查

基于黑龙江省微观数据,运用权法测算农民合作社绩效,实证分析信贷约束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信贷约束对农民合作社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与非正规信贷约束相比,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效应更强;随着农民合作社绩效水平不断提高,信贷约束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效应不断增强。     

居民部门信贷结构与家庭创业行为

基于中国居民部门信贷资源集中于消费性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结构特点,提出当前我国居民部门信贷结构特征可能会抑制家庭创业行为的假说。为验证该假说,利用2017年CHFS数据分析居民部门信贷结构与家庭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居民部门信贷期限结构与信贷资金流向结构都会显著地抑制家庭创业行为。理论上,居民部门信贷资源集中于消费性贷款与中长期贷款均有利于提高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积极性,但实际上高房价耗费了大量消费性贷款与中长期贷款,弱化了这两类贷款对创业活动的正向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约束及完善对策:湖北例证

本文以湖北省为例,着重从银行供给体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设计和政策环境三个方面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约束的具体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优化政策环境、加大风险补偿、加强监管引导、完善合作社内控、改进银行信贷供给以及完善信用评价体系等政策建议.     

金融可及性、互联网金融和家庭信贷约束——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择工具变量,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发现,金融可及性可显著增加家庭信贷需求,同时显著降低家庭信贷约束的概率。进一步,本文发现金融可及性可显著降低家庭需求型信贷约束和供给型信贷约束的概率。本文引入互联网金融变量后发现,在正规金融不可及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信贷需求,并降低家庭信贷约束的概率。本文政策含义是,提高金融可及性,推广互联网金融,对于释放家庭信贷需求,缓解家庭信贷约束,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就地创业农民正规信贷约束问题研究--基于对甘肃省平凉市的调查

本文以就地创业农民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甘肃省平凉市的实地调研结果,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就地创业农民个体特征、社会资本、先验知识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就地创业农民正规信贷约束的因素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总收入、创业亲友资源、是否有创业培训经历对就地创业农民面临正规信贷约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农信社绩效与多元化经营:涉农信贷的门限效应——以安徽省农信社为例

本文基于收益和风险视角,采用安徽省83家农信社的数据,通过面板模型研究涉农信贷约束下多元化经营对农信社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线性框架下多元化经营与农信社收益和风险呈U型曲线关系;在此基础上使用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回归,发现多元化经营对农信社绩效的影响表现出区间效应;且在保持适当涉农贷款率的前提下,农信社开展多元化战略可以实现增加收益、分散风险的双重目标。在此基础上为农信社找准涉农投放新的突破口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数字普惠信贷、信息基础设施与家庭创业

本文将宏观层面的数字普惠信贷指数、信息基础设施数据与微观层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相结合,研究数字普惠信贷、信息基础设施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总体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信贷的发展对家庭创业有积极影响,但其边际影响效应呈递减趋势;第二,信息基础设施会强化数字普惠信贷对家庭创业的积极影响。分样本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信贷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受限于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在信息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地方,数字普惠信贷对家庭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第二,数字普惠信贷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农村家庭从中获益更多;第三,数字普惠信贷、信息基础设施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存在典型的家庭个体异质性,对人力资本较低、社会资本较低家庭的影响更大。     

关系型借贷视角下购房融资方式与家庭创业行为——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深入考察购房融资方式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民间借贷购房的家庭,按揭贷款购房的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更高,且更倾向于主动创业。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相较于民间借贷购房,按揭贷款购房能够降低家庭的流动性约束,缓解家庭的资金压力,从而促进创业。同时,按揭贷款购房能使家庭获得充足的贷款额度与较长的贷款期限,进而有助于家庭创业。而且在偿还按揭贷款的过程中,家庭能与银行建立长期良好的信贷关系,从而有助于提高家庭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促进家庭创业。为了积极推进创业创新的战略部署,应进一步健全银行信贷体系,发展和完善住房金融制度,从而有利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释放和激发家庭创业活力。     

自我信贷配给、农村家庭财务能力与非正规借贷——基于江苏省495户农村家庭的调查

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自我信贷配给农村家庭财务能力水平与其非正规借贷规模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具有自我信贷配给特征的农村家庭,家庭财务能力与非正规借贷数量显著正相关;其中财务能力较低组农村家庭,其财务能力与借贷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财务能力中等组农村家庭,其借贷规模受到财务能力的正向影响;财务能力较高组农村家庭,其借贷规模受到财务能力的正向影响越大.从而验证了我国农村“越穷越借,越借越穷”与“量入为出,不愿负债”并存的现象.因此,加强农村金融知识培训与普及、引导农村居民形成理性财务思维,提高农村家庭财务能力将有助于农村家庭更好地通过使用非正规借贷优化家庭财务效用.     

收入差距、信贷约束与房价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代理人模型,刻画了收入差距通过信贷渠道影响房价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缩小提升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比,使该类人群获得了更多的外部融资进行购房,由此产生了两方面效应:(1)信贷约束放松降低了住房流动性溢价,从而对房价产生负向影响;(2)收入上涨增加了住房边际效用较高的低收入者对房价正向影响的权重,从而使住房需求上升的效应抵消了此前的负向影响,最终促进房价上涨。通过对1970-2017年44个国家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高收入者收入的下降,低收入者收入占比的上升在放松信贷约束和提升房价方面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据此本文认为:一方面要通过增加住房供给来化解城市化率提升与高房价之间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城市化,并引导信贷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是当前促进国内大循环、稳定社会融资规模和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     

转入土地、农户农业信贷需求与信贷约束——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是放活经营权、促进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一环。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中,农户面临的融资问题至关重要。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的微观数据,本文从转入土地的视角对农户融资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户的农业信贷约束较为严重、信贷缺口较大。同时,转入土地这一行为对农户信贷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转入土地这一行为显著增加了农户的农业信贷需求,但对非农信贷需求没有显著影响;(2)虽然相比未转入土地农户,转入土地的农户参与农业信贷的比例较高,但其面临的信贷约束更加严重;(3)转入土地农户的信贷金额满足度较低,信贷金额缺口也较大。进一步从土地规模来看,转入土地规模较大的农户其信贷需求更大,信贷约束与金额不满足度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研究表明,土地流转过程中转入土地这一行为会导致农户面临更大的信贷约束问题,应持续加大对转入土地农户的金融支持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村现代化发展。     

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创业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养老保险广度与养老保险深度两个维度分析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处理及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后,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依然具有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养老保险对家庭创业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青壮年群体、城镇群体、男性群体中;在影响机制方面,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居民的风险偏好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家庭创业。据此,文章提出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加快推进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进程,通过创业培训和改变融资环境来推动家庭创业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