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付能力监管下资本、风险与再保险的调整机制研究——基于中国产险市场的经验证据

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和资本补充工具,再保险对资本和风险决策的影响具有内生性.本文采用2009～2020年44家中国产险公司的数据,运用联立方程局部调整模型,首次实证检验了偿付能力监管下中国产险公司资本、风险与再保险的调整机制,并对偿二代实施前后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相比于偿一代,偿二代下资本与风险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     

我国财产保险公司资本与风险关系研究——兼论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影响

偿付能力监管的理论依据无疑是资本和风险之间的自然联系。本文采用我国财产险公司2003～2011年的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考察我国财产险公司的资本和风险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双向影响。研究发现,财产险公司资本比例与承保风险无显著相关关系,资本比例和投资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这说明风险和资本比例之间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使得资本变化不能适时反映风险变化,实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所期望的“风险-资本”互动机制尚未形成。我们还发现,偿付能力充足率对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偿付能力水平越高的公司倾向于追求更大的风险承担水平,会增加风险性资产的投资或者风险较高业务的承保。最后对我国保险业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产险公司再保险决策的影响因素与调整机制研究--基于持续性与趋同性特征的分析

本文以2006~2017年中国39家产险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产险公司再保险决策的持续性和趋同性特征入手,测度了固定效应和传统因素对再保险决策的解释能力,并首次探析了产险公司再保险决策的调整机制问题。本文运用方差分解方法量化了固定效应和传统因素对再保险决策的解释能力;采用分布滞后模型估计了传统因素对再保险决策的中长期影响;运用局部调整模型识别了固定效应和传统因素对再保险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受公司固定效应的影响,产险公司的再保险决策具有很强的持续性,每年主要是根据年份固定效应所代表的监管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变化做出迅速调整,而根据反映公司经营特征的传统因素的时间序列变化所做出的调整并不明显。基于上述结果,本文建议监管者应注重提升监管政策的针对性,引导产险公司在综合考量各项经营指标的基础上,把再保险作为全面风险管理、经营效率提升的一项中长期战略安排。     

基于CVar的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下的最优再保险策略

文章通过最优化保险人的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得到最优的再保险策略。分析成数再保险时,得到结论为:风险全部自留可以使保险人的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最大化;分析停止损失再保险时,得到的结论为:存在一个最优的自留额使得保险人的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最大。     

基于CVar的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下的最优再保险策略

文章通过最优化保险人的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得到最优的再保险策略。分析成数再保险时,得到结论为:风险全部自留可以使保险人的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最大化;分析停止损失再保险时,得到的结论为:存在一个最优的自留额使得保险人的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最大。     

市场约束条件下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

针对保险公司风险形态的变化,发达经济体经历了从静态偿付能力监管到动态偿付能力监管的变革过程.在制度逐步完备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仍然出现了很多偿付能力监管失灵的情形,大量保险公司因此破产.本文对动态偿付能力约束条件与偿付能力理论假设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实证分析,指出了现有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缺陷,提出了完善制度设计、建立中国保险业动态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建议.     

协调与融合: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演进

偿付能力监管处于保险监管的核心地位。金融服务一体化和全球化力量正驱动着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升级和改进。本文概括了国际保险监管的新发展，分析了巴塞尔2号协议基本理念用于保险监管的可行性，比较了银行和保险部门资本监管的不同点。在此基础上，着重介绍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评估全球性框架》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简要评价和启示。     

资本监管、流动性风险与经济周期——基于我国银行业的研究

针对国内1999—2014年134家银行,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资本监管、银行流动性风险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具有顺周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大型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顺周期性较城市商业银行更为严重;(2)银行微观特征对流动性资产规模的影响是不同的;(3)对不同规模的银行来说,资本充足率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流动性资产规模的偏效应是不同的。研究结果启示,应提高逆周期监管思路,减缓顺周期性;不应盲目地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资本充足率,当在一定的范围内时,有利于提高银行的流动性。     

欧美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比较

美国的RBC体系和欧盟的偿付能力Ⅱ将会在实践中相互竞争、相互借鉴,现在就断定未来谁胜谁负还为时尚早偿付能力监管是现代保险监管的核心。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主要是欧盟的偿付能力Ⅱ和美国的风险资本制度。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完善我国偿付能力制度提供有益借鉴。     

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市场风险的资本监管

市场风险是新资本协议框架下的三大风险之一。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呈上升趋势,显示出对市场风险实施有效监管的重要性。本文在全面梳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市场风险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察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分析资本监管变革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并为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提出建议。     

非寿险最低偿付能力资本研究

偿付能力监管作为保险业监管的三大支柱之一,越来越受到监管部门的重视。中国保险业的监管系统结合了欧盟和美国的监管方法,制定了我国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措施。但是由于我国保险业不断发展壮大,旧有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相关参数的调整具有时滞,不能准确及时反映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情况。通过回顾非寿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资本设置原理,基于我国18家营业时间长于5年的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数据,本文重新估计了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中的相关参数,并进行了一定调整,使之更适应当前市场环境。     

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研究——基于资本监管的视角

通过对比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4—2014年资本监管新标准颁布前后的数据,研究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产生的动态影响。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实施资本监管新标准之前,资本监管对资本不足和资本缓存不足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这种积极影响在实施资本监管新标准之后持续发挥作用。而资本缓存充足的银行在实施新政策之前倾向于投资高风险资产,但在实施新政策之后为了向监管机构展示其良好的经营状况,会继续提高资本水平。资本约束对于降低银行资产风险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     

保险公司投资资产认可标准的设计、风险及挑战——基于偿付能力监管的视角

我国保监会现行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对于保险公司资本量的测度与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反映保险公司投资资产所具有的风险,迫切需要形成新一代监管制度。投资资产认可标准的确定是计量偿付能力的基础,本文应用风险价值模型度量了资产的某段时间风险价值,并与投资资产认可标准中风险折价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投资资产标准认可不当带来的松弛风险、过度约束风险及其他潜在风险。最后本文围绕偿付能力充足率这个核心内容,提出政策建议。     

民营资本进入再保险市场：可行性、路径选择与风险控制

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保险资源在再保险和原保险之间的配置失当，资源过度向原保险倾斜，造成再保险发展滞后，再保险供给严重不足。这突出表现为中资再保险公司资本和承保能力相对不足。2005年8月，中国财产再保险公司完成增资扩股，资本金从8亿元增至14．5亿元，中国人寿再保险公司仍然维持8tL元的注册资本金。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保险资产风险联动监管机制研究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拓宽和保险资产总额快速增长,使得保险资产风险增加,这些新增风险需要在偿付能力指标上进一步充分体现,即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偿付能力和保险资产风险之间的联动监管机制.资产认可是建立偿付能力和保险资产风险之间联动监管的桥梁,应借鉴银行业贷款风险等级分类法,细化保险资产认可分类.同时,应提高根据偿付能力充足率对保险资产投资分类监管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加强信用风险管理能力.     

强化市场风险资本监管

近几十年来,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发展迅猛,商业银行交易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交易业务结构日趋复杂。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交易业务,特别是复杂衍生品交易,导致部分全球大型金融机构出现巨额亏损,成为危机爆发的重要导火索,并显著扩大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巴塞尔委员会从根本上反思和完善市场风险资本监管制度,并大幅度提高了市场风险资本监管标准。相对而言,国内金融市场的规模、产品种类、投资者群体等都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国内银行交易业务整体规模较小,交易产品简单,因此在本轮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很小。     

基于风险的偿付能力框架研究

2007年12月．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征求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表明我国监管正在由传统偿付能力框架向基于风险的偿付能力框架转变。正确认识这一偿付能力监管框架．及事先分析对保险业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探讨该框架在我国当前情况下是否适用,是本文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