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分析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两个重要议题。从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影响共同富裕整体进程的关键视角出发，在理论剖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22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从总体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中国共同富裕总体进程；（2）从数字经济的不同层次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均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数字化的影响效应更大；（3）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促进人口城镇化以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两条路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以上结论丰富和完善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为发展数字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国数字经济资本存量：区位差异与演进趋势

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资本的积累能够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本文运用永续盘存法和基年迭代法测度数字经济资本存量，运用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莫兰指数分析数字经济资本存量的区位差异和演进趋势。研究发现：全国及省份数字经济资本存量均呈迅速增长态势，区域间数字经济资本存量分布表现出“东高西低”的特点；基尼系数分析结果表明，区域间差异是数字经济资本存量区位差异的主要原因；核密度估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资本存量的省际分布存在区域集聚现象，分布不均衡程度加重；莫兰指数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省份处于低水平区域并保持无跃迁的稳定状态。本文对于完善数字经济核算体系、推动数字经济产业融合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赋能高新技术产业韧性：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尖端技术产业，如何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和提升自身韧性水平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到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和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数值，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影响效果、影响机制以及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韧性具有正向影响，并且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增强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更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将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和提高产业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提升。     

数字乡村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2014—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及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乡村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时空格局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数字乡村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相对差异先升后降,绝对差异呈上升趋势。高等级协调类型省份和发展的热点区域均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低等级协调类型省份和发展的冷点区域均聚集于西北部地区;我国实现数字乡村均衡发展的短板在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洼地”依然在中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我国数字乡村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人口老龄化与数字经济叠加对就业的影响

将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与城市年鉴宏观数据相匹配，构建不同技能劳动力面板数据，探讨老龄化与数字经济叠加作用下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变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就业结构升级，而非就业极化；在不同老龄化水平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影响不同，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发展水平和区域位置的异质性；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数字经济最先冲击低技能劳动就业，中技能劳动就业次之，高技能劳动就业最晚；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是老龄化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双向联动关系、产业网络特征与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品流动体现出数字化供给与需求特征,成为联结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重要纽带.基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二分视角,以数字产品流动为导向,划分数字经济供给侧与需求侧,建立数字产业部门与数字融合部门的二模网络,从数字化需求拉动和数字化供给推动两个角度分析中国产业网络中的数字化特征.网络分析显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在产业部门层面存在核心与边缘节点;数字投入参与率与吸引率存在明显的主被动差异;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之间并非简单的推拉关系,数字产业部门与数字融合部门之间的联结水平并不均衡;数字产业内部推动作用与受到的外部拉动作用在具体部门中表现各异,数字融合产业内部拉动作用与受到的外部推动作用也有显著区别;在对应分析中通过奇异值分解降低二模网络维度,发现ICT软件与硬件产业协同性不足.研究结论为分析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提供了定量视角,也为数字经济时代下产业政策细化提供了启示.     

吉林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溢出效应研究

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使得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吉林省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也存在着数字产业化水平不高、产业数字化范围不广、数字经济人才缺乏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数字经济对吉林省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因此今后可从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结构多元层次合理的人才队伍等方面,促使吉林省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

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战略选择。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逻辑是：以国家数字化转型能力建设为前提，使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赋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并孕育出现代化产业集聚，进而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推动数字化思维的形成。新型工业在应用层面所形成的数字生产力可以赋能工业生产力以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实现效益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现实要求是：创新数据要素产权制度，提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数据利用效率；提高数字技术创新投入，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技术经济条件；构建多层次教育新体系，解决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数字人才供需矛盾；发展数字化思维转型模式，形成新型工业化的新思维体系；提高政府数字治理能力，优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市场环境；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路径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遵循，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型工业化；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制度优势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兴产业集聚为主线，发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生态战略支撑新型工业化；强化数字经济政策顶层设计，...     

数字经济的节能减排效应

随着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等数字产业的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力量,为环境治理、节能减排带来了新的视角。基于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分别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数,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中国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结论显示：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之间均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换言之,数字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阈值后才能实现节能与减排的双重红利,并且这一效应也存在于高碳排放区、低碳排放区和东中部地区。此外,数字经济的两个不同维度也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数字产业化的节能减排红利效应要先于产业数字化实现。进一步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和金融发展水平等途径间接影响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网络视角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水平提升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着力点，是实现企业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数据，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两个层面的异质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创新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高数字化水平地区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样本中表现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网络深度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创新网络广度在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水平、创新网络以及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为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不断增强,数字化治理能力加速提升,产业数字化应用潜能迸发释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有效整合现有资源、拓展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十四五”时期,要充分认识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从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强化基础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打造平台经济新模式激发新动能、加快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深化数字经济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重点发力,打造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点,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数字经济窗口期下中国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及路径探析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产业数字化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前沿端口。数字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引擎,文章立足于数字经济影响产业链变革的经济学分析,分析中国产业链数字化面临的数字博弈、数字壁垒、数据安全、数字技术、数字转型等挑战,探究数字经济窗口期下中国产业链综合施策,通过构建数据安全屏障防范风险、开放共享构建数字经济合作新格局、创新赋能激发数字经济新活力、营造良好数字经济生态等举措实现数字化转型。这为加速中长期中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深度转型,引导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高数字治理水平明确了方向和重点。     

文旅产业数字化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融入文旅产业发展及催生新业态，助推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耦合作用机理，从发展规模、资源要素、市场效应等三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广东省为例，分析2011—2020年三个产业耦合发展的时序演变规律和协调发展类型，构建障碍度模型进行障碍性因子诊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发展整体关联性强，由低水平制约逐步向高水平的相互促进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度失调向良好协调转变。基础建设、劳动力结构和市场机制是影响广东省产业耦合协调度的重要障碍性因素。为此，政府和行业应加强弱发展地区的技术设施建设与升级改造，重视数字创新主体投入度，完善数字化人才引进体系，培育数字文旅市场发展新模式。本文聚焦区域产业耦合研究，丰富了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盐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供给与需求匹配度,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建立之中。本文通过分析盐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探究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对党和政府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服务决策价值。     

数字经济驱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为提升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从质量、效率、动力角度出发,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2011—2019年黄河流域九省区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流域内省际间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与中下游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在上游地区较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为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九省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推进各项规划落地,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因地制宜地制定数字经济发展策略。     

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检验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创新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SBM-NDDF-GML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介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随时间增长,并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数字金融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表现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作用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另外,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渠道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新发展阶段绿色发展的测度及数字金融驱动效应研究

新发展阶段中国绿色发展亟须全面构筑数字金融发展新优势。引入绿色福利指标,构建了以绿色财富、绿色增长、绿色治理和绿色福利为特征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绿色发展水平呈现攀升态势,但区域差异较大,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的绿色发展水平上呈现倒“U”型特征。分区域回归表明,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分维度回归,相较于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从作用机理看,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治理和绿色增长来促进绿色发展。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制度设计,能否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主要借助创新环境优化与创新资源集聚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大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营商环境较好、财政压力较小的城市,试点政策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展分析表明：试点政策能通过空间溢出与生产网络溢出带动非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试点政策虽扩大了城市内数字鸿沟,但能有效缩小城市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数字转型协同发展。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不仅为化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路径,也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发展：促进还是抑制——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发展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但面临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企业数字化发展?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EPU指数和上市企业数据,实证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长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的发展;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加大政府发放补贴的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大型、实体、“十三五”期间企业的作用更大。据此提出,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和数字金融发展力度、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因时制宜地开展数字建设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