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中国对非援助始终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援助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促进作用,并采用2000-2015年中国对非援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援助显著地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不同类型援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其中,非转移支付类援助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倒U型的;而公共支出类援助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为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展示了中国援助非洲效果的整体图景,对客观认识并进一步开展中国对非援助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援助会促进投资吗——基于中国对非洲援助及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和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了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对其投资的影响。在控制了市场、资源、人口、开放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因素之后,结果显示中国对非援助与投资的关系随着援助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趋势:投向社会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会加速促进中国对非投资的增长;投向经济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对投资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与此同时,直接流向东道国生产性部门和政府的援助与中国对非投资则呈"U"型关系。     

中国对非援助、直接投资与非洲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

中国对非援助积极贯彻联合国2005年提出的"促贸援助",通过对非援助帮助非洲发展贸易,实现经济增长,摆脱贫困。基于对外援助与OFDI对出口升级联系机制的分析,中国对非援助与OFDI皆有利于非洲出口总额增加,其中中国对非援助有利于非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出口工艺升级,而对非直接投资则有利于非洲工艺、产品和功能三个维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且当前中国对非援助与OFDI对非洲出口升级的边际效应仍处于互补阶段。     

中非合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贸易、直接投资与援助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了中国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经济活动对该地区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使用索洛增长模型及1991-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本文发现该地区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贸易条件得到了改善,并从中获利。实证结果还表明,来自中国产品的竞争对非洲当地企业产生了替代效应,中国的投资与援助对非洲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显著的影响。     

对非援助会减轻腐败对投资的“摩擦效应”吗——兼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经贸合作策略

提升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水平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其中对非援助和对非直接投资是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两大核心.本文采用2002-2013年47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在考虑腐败的内生性以及使用全球清廉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方法和2SLS方法,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和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非洲国家的腐败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具有“摩擦效应”,不存在“润滑效应”;(2)中国对非援助通过“基础设施效应”尤其是经济基础设施的改善,对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样本回归显示,中国对非经济基础设施类援助能有效减轻东道国腐败对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生产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援助对直接投资的直接促进作用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使用撒哈拉以南非洲样本和利用投资项目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仍然得到稳健性结论.     

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吗——来自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对比的经验证据

中国将对外援助与贸易促进相结合的经贸合作方式被以欧盟为主的西方国家视为"新殖民主义",但欧盟作为非洲国家的前宗主国,援助与贸易是其保持在非洲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那么,中欧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是否存在本质不同?为回答此问题,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和欧盟对非洲30个国家的援助数据建立引力模型,以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双方的对非援助均有贸易方面的考虑,援助的贸易促进动机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特点,也不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唯一动机,"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无从谈起。尽管如此,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积极探索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新模式,加强与欧盟国家在非洲的合作,实现三方合作共赢。     

中国促贸援助助推非洲发展:成效、挑战与合作路径分析

贸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促贸援助则是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疏通与贸易有关的障碍,解锁发展瓶颈从而释放经济增长的潜能。面对新冠疫情及各种发展挑战,中国通过促贸援助支持非洲的疫后恢复与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通过提供促贸援助,积极促进非洲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提升其贸易自主发展能力,带动中非贸易持续健康发展。但是中国对非促贸援助也面临着体制机制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战略统筹等挑战。展望未来,中国需进一步发挥促贸援助的战略性与政策性,通过将对非促贸援助进一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等方式,提升非洲的贸易发展基础和能力,为非洲的经济发展以及中非的经贸合作升级创造条件。     

对非基础设施援助与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非洲39国面板数据

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助一直受国际社会质疑,本文总结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助影响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通过构建包含基础设施质量与数量2个维度16个指标在内的基础设施变量,并运用39个非洲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对这一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市场、资源、开放程度和人口等因素后,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助与直接投资呈显著的正向作用;受援国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助的主要考虑因素,中国现有的基础设施援助尚不能显著提高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整体水平。     

中国对非洲国家减让进口关税的经济影响分析——基于全球均衡模型视角的分析

中国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减免进口关税是中国政府加强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改进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全面分析了中国在2010年对非洲26个最不发达国家减免进口关税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洲国家降低进口关税将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提高其经济福利;减让关税对中国从非洲国家的进口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非洲国家不同产业部门所受到的经济影响取决于关税减让幅度和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中国需考虑贸易政策以外的其他合作方式,加大双边投资和技术合作。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经济影响分析

贸易便利化成为国际贸易的谈判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采用全球贸易一般均衡模型(GTAP)分析了节约通关时间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可显著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福利提高。在中贸易便利化方案下,中国实际GDP在2014年将提高0.27%,社会经济福利增长192亿美元;同时,中国贸易便利化可以显著提升其它国家的经济福利,其他国家的经济总福利提高62.09亿美元。随着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福利将进一步显著增长。     

财政收入缓增背景下政府投资扩张与结构优化调整研究

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回落,政府收入增长放缓。在此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中国CGE模型,考察了政府投资扩张与结构优化调整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投资扩张在短期内能有效刺激经济,但长期效果较差,还会损害居民福利;相反,政府投资的结构性优化调整则能在长期内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居民福利;无论是投资扩张还是结构性优化调整,用于农林牧渔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的投资均为最优,而房地产业和废品废料业的投资效果最差。因此,若只是简单地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水平,原有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如何科学合理地调整投资规模,并进行结构优化才是关键。     

中国对非援助的实际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跨国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实际成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援有效促进了援助双方的政治互信和经济互融，而受限于中国外援项目主要模式单一，忽视“软”援助且在技术溢出、文化互通方面尚存在优化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硬”援助、减让性要素最多的官方发展援助以及直接拨款的援助方式对政治互信的影响更具优势；以免费技术援助为典型的间接援助方式是促进中非双方技术合作的良好通道；扩展性分析显示，对于非洲地区的国家，石油资源越多，并不意味着越能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援助；在考察了援助与非洲当期及未来石油开采之间的关系后尚未发现中国外援“资源掠夺论”的合理依据。本文研究结果符合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应有之义，对制定对外援助战略方针、推动国际发展合作有一定参考意义。     

对外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机制研究

随着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断增加,对援助增长有效性的评价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目前缺乏对该问题的系统阐述。对外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当前可归纳为"有效论"、"条件有效论"与"无效论"三类,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可归纳为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公共支出以及国内消费四个方面。未来对外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应当重视援助资金异质性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应加强援助增长效应不同机制的对比研究,此外还应当拓展数据获取范围并注意数据处理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

作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援助已成为推动国际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使用2001—2017年40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援助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提升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显著加强了出口贸易的提升影响；第三，对低收入和沿海国家的援助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四，援助具有门槛效应，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促进出口贸易。为提升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应完善援助与贸易互动发展机制、增加基础设施援助、推动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配置、增加对低水平国家的援助。     

浅析GDP增长与社会福利

GDP增长,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长与人民生活质量的关系,从宏观、微观角度分析经济水平与人民福利水平的相互关系,提出一国在制定政策中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兼顾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使得政策更加完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     

创新异质性、公共教育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同时考虑自主创新与技术模仿的增长模型,并在模型中纳入教育政策,旨在深入剖析不同教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高等教育能够通过推动自主创新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随着水平创新的提高,这一效应将增进一步增强;中等教育则通过促进技术模仿推动经济增长,同时随着垂直创新的提高,这一效应也将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这两类增长机制并不是相容的,存在相互挤出的关系,因此一国的恰当教育政策不仅仅取决于本国的创新结构,更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增长战略。     

人口老龄化、债务杠杆与居民消费

人口老龄化与债务杠杆攀升是当前中国的两大经济现实。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及家庭负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利用2012、2014、2016、2018四期“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CFPS）和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居民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抑制中国居民消费,但是家庭负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人口增加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对消费进行分类别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会促进家庭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但会抑制其他种类消费支出;而家庭负债均会缓解其对消费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和户主受教育水平增加均会促进人口老龄化和负债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家庭负债对人口老龄化与消费关系的调节作用在东部地区家庭、户主年龄小于50岁的中年组家庭及家庭认知水平较高的家庭中作用更强,且住房贷款比非住房贷款的调节作用更强。文章为认识人口老龄化、家庭负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可以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福利比较与动态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将收入差距扩大与收入水平提高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正确测度并分析改革开放对我国居民福利水平的综合影响,科学分析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与收入差距扩大共同影响下社会福利效应动态变化的趋势与特征,对今后我国收入分配改革路径与策略的确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运用阿特金森、舒罗克斯和森的广义洛伦兹优势定理和福利函数定理,通过计算和比较基尼系数、广义洛伦兹优势及福利指数可以发现,居民福利的切实改善离不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是居民福利水平提升的根本前提,只有在居民收入水平整体提高的基础上寻求控制差距的办法和路径,才是辩证客观的思路和做法。为更好地将福利理念纳入居民收入分配的制度与政策框架,一要增强福利意识,提升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二要认识差异性发展的现实,提高政策优化水平;三要关注城镇化进程,深层次探寻收入分配政策的关键路径与多赢点;四要推出财税新政,回归财政税收应有的调节功能。     

中非贸易对非洲矿业促进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研究

中非矿业合作既保障了中国的战略矿产资源安全,也为非洲带来了发展契机。采用2010—2019年35个非洲国家的矿业及其与中国贸易的相关数据,以非洲矿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基础,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非贸易在非洲矿业生产对非洲各国经济增长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非洲矿业生产与非洲各国的经济增长整体上呈正相关关系,且中国对非洲出口能显著促进非洲矿业的“增长极”效应,从而推动非洲经济增长。     

流通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SDM效应分析

流通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经济增长水平.本文采用双固定S D M模型,选取2011-2020年我国285个地级市流通产业面板数据,理论探讨并实证检验了流通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流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具有差异性,即多元化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优于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