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升级协定的贸易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东盟的证据

立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协定的现实背景,本文梳理了升级协定影响域内外贸易的内在机理,并利用1999—2018年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总量贸易层面上,升级协定会显著促进中国的域内出口,但对域内进口影响不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中国域内出口促进效应对小型、低收入、高贸易依存度的国家以及SITC目录下第4-9类产品影响更为显著。在域外进口效应上,研究发现升级协定使中国的域外进口显著增加,对东盟的域外进口影响不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域外出口的中介变量,中国域内出口和收入水平则是影响中国域外进口的重要渠道。     

自贸区升级协定的贸易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东盟的证据

立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协定的现实背景,本文梳理了升级协定影响域内外贸易的内在机理,并利用1999—2018年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总量贸易层面上,升级协定会显著促进中国的域内出口,但对域内进口影响不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中国域内出口促进效应对小型、低收入、高贸易依存度的国家以及SITC目录下第4-9类产品影响更为显著。在域外进口效应上,研究发现升级协定使中国的域外进口显著增加,对东盟的域外进口影响不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域外出口的中介变量,中国域内出口和收入水平则是影响中国域外进口的重要渠道。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基于知识资本模型的分析

基于跨国直接投资知识资本模型,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影响双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完整分析框架,并从影响FDI的因素入手,梳理FTA可能作用于FDI的渠道和机制,即贸易成本效应、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FTA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将促进垂直型FDI、抑制水平型FDI,并通过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促进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因此,对于垂直型FDI而言,双边FTA将起到明确的促进作用;对于水平型FDI而言,FTA的影响取决于正向的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与负向的贸易成本效应之间的角逐。选取26个发达国家、34个发展中国家1996—2017年双边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建设自由贸易区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既可起到推动作用,亦可起到阻碍作用,但通过对FTA内容的合理设置可以减少或规避对外资的不利因素。具体来说,中国同发达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将促进双边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既可能促进双边FDI,也可能阻碍双边FDI。因此,在FTA谈判中要权衡贸易成本效应和投资规则效应,较高标准的投资条款可使其对双边FDI发挥积极效应。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120个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Tobit截尾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ICSID管辖条款在存在征收和国有化风险的情况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BIT是否生效及BIT内容是否包含ICSID管辖条款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进入的重要因素,但不影响投资规模.     

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吸收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利用1990~2011年40个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显著地促进了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中国与发达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果更好。     

投资动机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GMM分析法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GMM分析法利用2004—2014年中国对116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从对外投资动机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整体上看,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双边投资协定对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具体来看,双边投资协定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积极的影响,而对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中澳自贸协定意向书签署及其贸易效应

2014年11月17日,历经近10年的中澳自贸谈判终于圆满结束。中澳自贸协定意向书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最为全面的贸易协议,谈判共计22轮,协议内容包括关税减让、扩大服务领域开放、投资领域开放等。中澳自贸协定意向书的签订,将对中澳双边贸易产生一系列影响,既包括贸易创造、贸易转移、贸易扩大的静态效应,也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等动态效应。     

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东道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纳入经济政策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9年7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GMM模型,从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分别研究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显著扩大中国OFDI规模,且上期OFDI规模会对当期OFDI规模产生累积效应。本文研究对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发展、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驱动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碳升级的路径研究

本文将低碳经济理念纳入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框架,利用2000-2019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模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碳升级.研究发现:在装备制造业整体层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前向关联效应两条路径促进全球价值链低碳升级,但边际产业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驱动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碳升级的路径研究

本文将低碳经济理念纳入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框架,利用2000—2019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模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碳升级。研究发现:在装备制造业整体层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前向关联效应两条路径促进全球价值链低碳升级,但边际产业转移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在细分行业层面,低碳细分行业的实证结果与装备制造业整体层面一致;而在高碳细分行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低碳升级存在负直接效应,通过边际产业转移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两条路径可以促进其全球价值链低碳升级。     

广东省OFDI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基于VAR模型

近年来,作为一带一路东部地区发展前沿的广东省,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步上升。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机遇,通过OFDI促进广东省产业结构升级尤为重要。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通过分析广东省OFDI和产业结构现状,以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变量,建立VAR模型,并基于实证结论提出对策建议,以促进广东省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中欧贸易发展潜力的实证分析——基于贸易引力模型

中欧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象,在当前国际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尤其是英国"脱欧"的影响下,中欧之间贸易的稳定发展对双方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在阐述中欧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贸易紧密度和互补性分析,发现中欧间贸易紧密度呈现下降的趋势,中欧间的贸易互补性较低。通过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1999~2014年间中欧双边贸易的实证分析中发现中欧贸易发展的潜力,趋近于贸易"饱和"。建议开展双边自贸谈判,通过建立中欧自贸区来扩大双边贸易的发展。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采用1984-2007年数据,对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双边教育协定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的影响

以2003～2018年126个国家(地区)来华留学生人数为样本,重点考察了双边教育协定这一制度因素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的影响.实证表明,双边教育协议对对象国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影响比非"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影响更显著,并能够有效缓解文化距离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规模的阻碍...     

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出口产品的经验分析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双边税收协定能否为中国OFDI企业的生存提供保障——基于条款异质性的深层次透视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分析了双边税收协定(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机理,并以2008—2019年中国A股OFDI企业为样本,设定企业生存能力综合量化指标,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BTTs已生效的东道国投资能显著提升其生存能力。其中,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跨国并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缓解关系规制风险是BTTs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地,本文依据协定条款细则,构建了完整立体的BTTs异质性指标体系,实证结果揭示特殊型常设机构约定、消极投资所得预提税和利益限制条款是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关键性条款。     

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流入我国的FDI规模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同步迅速增长,这两种经济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相关性？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FDI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在99％的显著水平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和进口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本文还从FDI企业进出口对进口的贡献率及拉动整个外贸出口增长的角度论证了FDI企业的进出口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