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制度变迁的思考

我国农村经济中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主要是因为农民对改革的预期收益较有把握和路径选择成本低。但面对家庭承包责任制向农村经济的高度市场化改革,诱致性变迁就缺乏条件。城市经济中的强制性变迁选择虽有充足理由,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建设和城乡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其改革的成效并不显著。应当从建立全国城乡统一市场的要求出发,把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有效结合起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进程。     

社会投资视角下的慈善机制构建

在慈善机构机制的构建中,需要推动以社会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社会主体力量的强大要求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逐步减少控制,把更多权力归还社会,同时国家也有责任激活个人和团体等社会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国家与非盈利组织和慈善组织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和供给体系。制度变迁,尤其是交互式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制度主体:国家、市场、社会各力量之间经过反复多次博弈而达到的均衡选择,是一种利益调整和认同过程。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期和公民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期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慈善组织等社会主体本身具有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与能力,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辅以社会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实现综合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型的交互式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与区域进出口贸易的关联:强制性抑或诱致性

基于1997～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强制性制度变迁对我国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为负。这表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是导致我国区域对外贸易差异乃至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因素。     

社会投资视角下的慈善机制构建

在慈善机构机制的构建中,需要推动以社会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社会主体力量的强大要求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逐步减少控制,把更多权力归还社会,同时国家也有责任激活个人和团体等社会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国家与非盈利组织和慈善组织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和供给体系。制度变迁,尤其是交互式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制度主体:国家、市场、社会各力量之间经过反复多次博弈而达到的均衡选择,是一种利益调整和认同过程。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期和公民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期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慈善组织等社会主体本身具有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与能力,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辅以社会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实现综合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型的交互式制度变迁。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而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则充满着"活力",转移速度增快,转移规模增大。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以1978年为界,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建国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至现在两个阶段,在产权理论的框架下予以分析,并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几点结论性建议。     

以客户为导向加强中资银行制度创新

林毅夫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构架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南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计划经济时期,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五个阶段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不仅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大背景,也是银行制度市场化演进的推动力。与此相适应,中国银行制度受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影响不断缩小,而受市场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不断扩大。银行体制、运行机制、市场结构的市场化变迁过程呈现五个不同的阶段性特点,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银行制度到基本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银行制度转变的过程。     

政府强力的制度变革动力效应

基于获利机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必然产生制度供给缺口。由于政策失败,强制性制度变迁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口。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存在比导致政策失败更多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汇集弱化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力效应。     

近代中外金融制度变迁比较

本文通过对近代中外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的比较，从中总结出两者的不同。作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并加以引申和发展。文章认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是可能在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替发生的，而对交替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在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对交替规律起关键影响作用的要素（诸如宪法秩序、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同，这决定了强制性变迁是否以诱致性变迁的成果为基础，即正向交替，还是逆向交替，以及强制性变迁完成以后，是否能够再次引发诱致性变迁（第二次交替）。本文是以经济学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研究的一次尝试。     

潮涌现象与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作用:以港台为例

本文根据政府是否主导产业结构变迁将其划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并提出发展中经济更适于采取强制性变迁。这是因为发展中经济如果采取诱致性变迁,往往会导致"潮涌现象",而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则能够顺利促进产业升级。港台两地二战以来的产业结构变迁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我国民间金融边缘化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民间金融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中形成的诱致性融资制度变迁,它改变了以往民营企业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格局,它作为一种市场化融资制度安排为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体制外金融资源支持。与此同时,民间金融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本文主要探讨我国民间金融的成因、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发展的对策。     

外商投资的制度效应与外资战略调整

对外开放30年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增加,尤其近15年一直高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商投资发挥了巨大的制度效应,推动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经济发展,带动经济成长,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形成了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中国道路。如今,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面转型期,外商投资增长伴生的矛盾日益复杂,助长贸易失衡、流动性过剩,内外资企业竞争加剧、摩擦增加。展望未来,调整外资政策,在扩大开放中提高外商投资水平,将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     

社区服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改革

在我国社区服务经历了计划经济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这样两个阶段。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同,社区服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也体现了不同的体制特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社区服务逐渐走出了政府包办式的服务模式,向着社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但在体制转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由此本文提出社区服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改革的措施,以供参考。     

西部地区金融抑制的制度分析

简要疏理和评述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现状,重点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独特金融抑制形式和影响进行制度分析,透析了我国现行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与西部经济中相关配套制度供给不足而带来高额的交易成本,并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西部地区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思路,尝试构建适合西部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     

“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多维表现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形成了“中国之治”的治理模式,彰显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在明确揭示“中国之治”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内涵、考察经济质量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引入“制度优势”拓展高质量发展内涵。运用1998—2020年国家层面数据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指标并进行差异化分析,揭示了“中国之治”制度体系下高质量发展整体趋势向好,但具体维度表现存在异质性特征。在制度内核稳定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应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强化五大发展理念与经济质量、制度优势的深度融合与广度拓展。     

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创新

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已成为制约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阻碍了金融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已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依据,可以发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的成本和公共选择的结果影响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变迁,所以说制度创新是发展农村金融体系的根本途径。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研究——理论与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通过对Hausmann等(2007)理论模型的简单拓展,加入对外直接投资变量后,发现基于比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出口技术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同时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有直接促进作用的同时,这种促进作用还受到以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衡量的"吸收能力"的正向促进,受到以资本劳动比、制度因素、地区经济规模、进口技术水平和现有技术水平衡量的地区禀赋状况的制约。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必须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同时注意地区在要素禀赋、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技术积累方面的整体协调。     

中国林业产权制度变迁的最优路径研究——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

文章在经典农户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产权制度变量,对我国林业制度变迁的最优路径及其中短期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结论证明,最优的林权制度变迁过程是强制性还是诱致性取决于林业自身的生产要素积累程度。长期来看,林业制度更倾向于多元化经营与家庭经营。可以证明,理论结论与我国林业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并得出了林业制度变迁理论结论对于我国的意义及若干启示。     

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轨迹及其现实功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三次重大变迁: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到农民土地所有制,再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制度,最后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每一次农地制度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博弈。第一次变迁所形成的农民土地所有制既促进了效率也体现了公平。第二次变迁所形成的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制度表面上看公平有余效率不足,实则是既缺乏效率也不公平。第三次变迁所形成的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是公平诱因与效率诱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农地分配、农地调整、农地流转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本质上都是公平与效率的博弈。我国农地制度进一步变迁的方向是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