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财政论的缺陷与国有资本财政转化趋势--兼与张馨教授商榷

国有资本财政是我国目前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财政范畴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必然使其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资本的公共属性将日益明显。国有资本财政最终将被公共财政所同化。     

国有资本财政的职能定位与运行区间研究

作为区别于公共财政的一种财政类型,国有资本财政是以国有资产所有权为基本依据而形成的政府分配行为;为了从职能上区分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准确、客观地评估双元财政结构中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的各自效率,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有资本财政预算体系;作为体制转型期我国特有的“双元结构财政”模式中的一种特殊财政类型,国有资本财政具有其独特的职能定位;这种具有限定性的职能定位决定了国有资本财政的运行有其相应的产业选择范围和合理的规模区间。     

国有资本财政研究之高地——读邓子基教授新著《国有资本财政研究》有感

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财政学界研究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的人多,但从财政角度研究的人少;关注如何建立公共财政的人多,但坚持国有资本财政的人少;有关公共财政、国有资产管理、国有资本运营的文献多,但上升到国家财政的角度,系统研究     

为什么要加强对"国有资本财政"的研究

从近几年来的研究动态看,无论是财政理论界还是政府财政职能部门,关注的热点大多集中在如何建立“公共财政”上,把单一的“公共财政”作为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唯一目标模式。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存在着面广量大的国有资产,这就决定了国有资产总量中除了非市场赢利性的部分外,还包含了巨额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因而我国在市场赢利性的国有经济基础上就必然相应产生“国有资本财政”。因此,由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所构成的国家财政必然要实行“双重(元)结构财政”模式,这是适应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特征和需要的财政运行模式。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资本财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加强对国有资本财政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双重(元)结构财政”模式的理论建构;有利于巩固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矫正国有资本财政“越位”与公共财政“缺位”并存的格局;有利于澄清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领域进与退的理论误区。     

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模式关系辨析

将"public finance"定义为"收入、支出或其活动"失之过窄;将其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失之过宽,从而就公共财政内涵及其特征作了辨析.公共财政不是和国家财政并列的财政模式,而是国家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把国有资本财政放在公共财政之外,是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     

经济正义如何成为财政职能

现有财政职能注重显性需求而忽视隐性需求,公共财政职能扩展就是要将隐性公共需求纳入财政职能之中。经济正义已经成为趋向社会性的公共需求,它不仅符合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界定标准,并且是现有财政职能和社会规制不可替代的。经济正义职能主要采用制度安排、组织公共生产和预算安排等传导机制实现。将经济正义列为财政职能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十分必要的。     

农村公共保障体系建设的财政对策思考

农村公共保障体系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公麸财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财政如何支持农村公共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公共保障能力，全面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宽裕的目标。是当前农村财政建设的重要课题。本文对农村公共保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我国农村公共保障目标和实现途径。     

我国基层政府财政困境原因探析

目前在我国大范围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持续出现入不敷出，面临着严重的公共财政问题。财政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和运作的基础，基层政府当前面临的财政窘境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基层政权的顺利运转以及社会稳定。本文将着重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展开分析。     

财政透明、公共支出结构与区域创新水平

财政透明是国家良治和善治的核心要素，既是建立现代财政体制的内在诉求，也是区域创新宏观环境的重要支撑。立足于财政透明和区域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将财政透明、公共支出结构与区域创新水平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并采用面板联立方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实证检验财政透明对区域创新的多重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模糊透明对区域创新产生直接负向抑制效应，通过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对区域创新产生间接提升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的模糊透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不规范对区域创新存在负向循环机制，提升财政透明清晰度、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是提高区域创新水平的关键所在。研究结论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而释放制度红利、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创新形态，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     

财政在社会保障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探讨

财政的改革发展，加上公共财政概念的引入，使得财政宏观调控职能发生变化。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公共产品，本身就是政府行为。因此财政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社会保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公共财政与非金融性国有资产管理

公共财政与非金融性国有资产管理既有区别,又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根据基金本金分流理论,财政资金属于基金性质,非金融性国有资产属于本金性质,通过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制,将部分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上缴财政,可以促进基金本金相互转化.在进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分配方案时,要合理确定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既要保证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为全民享有,又要有利于国有资本的长远发展.     

信息披露机制对私营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一个有关私营企业融资决策的假说 ,即如果不考虑资本市场资金拆借的利息成本和执行成本 ,那么影响私营企业融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将是各层级资本市场要求的信息披露机制。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的论点 ,即越是高层级的资本市场 ,要求私营企业披露的有关经营方面的信息就越多 ,而在现阶段 ,经营信息的披露会给私营企业带来潜在的经营风险。因此 ,私营企业更多地依赖低层级资本市场提供的资金支持     

物业税改革与地方公共财政

物业税改革的推行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而地方政府将会主要考虑两个问题:物业税改革是否会导致地方公共财政出现断层?未来的物业税将在地方公共财政中起多大作用?只有这两个问题正确处理好了,物业税改革才可能顺利推行,不然的话,中央政府必须提供特别强的激励。本文就以上两个问题展开讨论,在相关假设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只要政府措施得当,物业税改革是可行的,并将对地方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有利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而物业税也将在地方财政中扮演重要角色。     

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基于贵州省及其样本县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贵州省及其样本县农户和金融机构的问卷调查和分析,得出了一些实证性的结论。一方面,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另一方面,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     

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建设

作为与社会、经济紧密相联的公共财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担当其重要职责:致力于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公共财政本身运行应当和谐。公共财政要运用一系列财税政策及其组合促进市场机制和经济有效和谐运行,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的和谐。财政自身的和谐主要包括制度和谐和运行和谐,要以公共服务为目标深化财税体制及运行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级分税的财政管理体制、预算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并按照民主、法治、公平、公开的原则促进公共财政的和谐运行。     

规范发展直接金融

我国现在社会融资90%以上的比例集中于银行,单一的融资形式是造成金融效率低下、增大银行业风险的重要原因,必须大力规范、发展直接金融.资本市场应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共同发展,规范、发展证券供应者与需求者,完善立法和加强监管.应该建立一个以工商企业短期直接融资为主体的货币市场.     

科技金融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提出“科技金融成熟度”概念,从科技金融资金总量、科技金融投资绩效、科技金融结构和科技金融环境4个方面构建科技金融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科技金融成熟度综合指数与分项指数计算方法。基于中国科技金融发展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3年科技金融资金总量指数、科技金融环境指数、科技金融成熟度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科技金融投资绩效指数从2009年开始呈上升趋势;科技金融结构指数变化趋势不明显。由此得出,中国科技金融成熟度处于政府引导下优化发展阶段,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论财政与环境资源再生产的关系

本文认为,基于财政是现代社会建设的核心,财政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不仅包括财政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以及财政与人口再生产的关系,而且包括财政与环境资源再生产的关系。这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原理,完善财政基础理论体系,避免不应有的财政政策失误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指引下,强化对财政与环境资源再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很有必要。     

公共财政论的理论缺陷

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公共财政理论起码在三个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一是它的理论基础－公共物品理论是不完整的,本引入制度性公共物品的概念后,会使公共财政理论陷入十分尴尬的“左右逢源”中;二是所谓政府（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物品的生产和提供行列,并不意味着国家财政将专门为公共物品提供资金保证;三是国家财政也不能退出所有私人物品的生产和提供行鲍,因为一些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实质上是根据私人物品的属性提供的,尽管国家财政也参与对它们的资金提供。     

Public Finance in Spai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bstract

Spanish political economy experienced a profound decadenc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uch period of isolation came to an end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most outstanding economists of that period such as Flores de Lemus, Bernis or Torres were persuaded that Span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strongly linked to a tax system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numerous writings on public finance were published by secondary authors and a wide range of foreign handbooks were translated into Spanish. Consequently, public finance became an outstanding channel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marginal theory and German Historicism into Sp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