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银行业管制的思考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西方各国银行业普遍实施了严格的银行管制,以减低或消除银行业的市场失灵。但是60年代以后,银行管制的作用受到诸多质疑,并逐步发展形成了放松银行管制论。鉴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中国银行业一直受到严格的管制,如:利率管制、高进入和退出壁垒、不同所有制银行的差异化政策等,这些管制导致中国银行业整体竞争力不强和效率低下。基于此,放松银行管制既是大势所趋,也是解决我国银行业内存在矛盾,提高银行业整体竞争力的必要举措。     

我国银行业利润增长对制造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业利润居高不下而制造业利润走低,引发了银行业侵占制造业利润的质疑。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本文通过构建银行业净利润、制造业净利润与经济景气指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分析,探寻了银行业对制造业净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侵占了制造业的利润,金融垄断问题是银行业影响制造业利润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放宽银行业准入条件、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和完善银行对制造业的融资支持等政策建议。     

论中国入世后银行业开放的法律原则

尽管世界各国对银行业开放的原则不尽相同,但是WTO要求各国银行业要逐步开放。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开放要向国民待遇原则过渡。21世纪中国银行业开放具有被动性、制度性、外力推动型等特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越是开放竞争的产业发展越好,因此,我们对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应有足够的信心,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在5年过渡期内全面提升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对民国时期中国银行业的研究述评

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纷繁复杂,对银行业的分析也成果颇多,通过梳理整理这些研究成果,从中找到启示和不足,更能指导今天同样竞争激烈的银行业。本文把中国银行业分为四个方面来论述,即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国银行业内部关系研究、中国银行业作用研究、中国银行业与传统金融业关系研究。     

中国银行业的低市场绩效成因探析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起步较晚,整个银行业的市场绩效处于较低水平,本文通过对SCP理论的运用前提以及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绩效现状进行分析,认为高的集中度不是低的市场绩效的原因,而是国有资产的效率太低所致。     

中国银行业对外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

国外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文献已非常丰富,但是国内外还没有对中国银行业对外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本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银行业的对外投资动因进行了分析,发现东道国人均GDP、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等因素对中国银行业的对外投资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的“跟随客户”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银行业对外投资的原因。     

创新,驱动客户价值创造——广发银行企业文化创新记

“以客户为导向”是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基本价值在中国银行业的竞争中却大多让位于规模扩张，银行业的竞争更多是“大者为王”，而市场细分、精准定位、精细管理等等这些全球金融业经营的先进理念，尚未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主流价值。     

中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垄断与管制——关于中国银行业的SCP分析框架

本文用传统的SCP分析框架对中国银行业进行分析 ,发现其寡占的市场结构、不经济的市场行为和低下的市场绩效之间并非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究其根本的原因主要是中国银行业存在着行政干预 ,因此 ,应进一步放开准入和利率的管制。     

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探析

通过多个层面剖析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发现目前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远远滞后于实践,并忽视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背景,进而提出了加强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中国银行业要提升核心竞争力

随着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给中资商业银行带来巨大压力,银行业的竞争会越演越烈。银行核心竞争力是银行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基础。中国银行业要在金融全球化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最关键的是,要提升中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工业效率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中若干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方法对所收集到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出行业的工业效率并得出每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我国治理污染的投资额,运用Spearman相关系数进行测度,认为我国有必要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的环境-经济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西藏和港澳台除外)2008-2016年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的区域环境效率门槛,利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区域环境效率变化在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传导效应差异,并对其进行稳健性分析。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区域环境效率的交叉项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在高环境效率地区,受环境规制影响时,区域环境效率提升可以更快地消除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受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环境效率提升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强化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策略,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生产工艺和技术改进,在环境规制压力下实现环境效率提升和经济发展的“共赢”局面。     

试论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

会计信息披露通过缓解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达到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目的,因而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将会计信息披露的均衡理解为满足公司治理所需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均衡。由于存在契约成本、信息成本以及第三方审计失灵等问题,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会计信息披露的均衡,政府管制成为保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必要手段。在我国社会主义主市场经济条件下,借鉴国际经验,健全以公司治理为导向的会计信息披露政府管制体系,对于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资本市场效率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环境管制与外资区位分布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1985-2004年数据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理论上看,环境管制与外资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实践上看,我国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且各地区的环境管制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通过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外资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吸引外资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环境规制不是引起外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外资是引起环境规制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我国环境规制下的规制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99-2008

本文首先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了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9-2008年间在无环境规制、弱环境规制、中环境规制以及强环境规制四种情形下的环境技术效率以及环境规制成本。其次,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度了各地区在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最后,利用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考虑环境规制后,全国各地区平均环境技术效率水平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环境规制是有成本的,而且环境规制政策越严格,成本越高,各地区的环境规制成本也存在较大差异;实施环境规制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深化、工业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力度对我国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     

中国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及其行业差异

文章基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运用半对数固定效应变系数Panel Data模型,以中国14个工业行业为例,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回归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变化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出口规模变动,环境规制效率、环境规制强度、人民币平均汇率、资本劳动比、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因素的交互作用驱动了出口增长,但各个变量对不同行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效率、环境规制强度对大多数行业出口存在显著正效应,但在汇率、产业结构、成本加成能力等控制因素作用下,其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有所削弱,不确定性有所增强。同时,文章基于实证结论就如何完善我国环境规制与促进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对我国环境敏感性产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不同环境敏感性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目前内生和外生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均呈倒U形;我国现仍处在外生环境规制拐点的左边,即随着政府加强环境管理,我国环境敏感性产品出口竞争力呈增强趋势;但同时处在内生环境规制拐点的右边,即随着我国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我国环境敏感性产品出口竞争力反而呈下降趋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驱动区域两阶段绿色创新的异质调节影响。研究发现:中国OFDI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技术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大于前者;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逆向绿色创新溢出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绿色技术研发阶段和绿色成果转化阶段分别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和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在两阶段应分别实施更为严厉和强度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调节策略;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逆向绿色创新溢出的动态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在两阶段绿色创新过程中,东部地区均应比中、西部地区实施更为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民间借贷政策规制的社会福利效应：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民间借贷规制模型来分析需求弹性和行政执法成本对规制效率的影响。模型表明：在民间借贷缺乏需求弹性时,由于高昂的禁令规制成本,对政府而言更为合适的手段是将民间借贷采取合法化、并加以征税的规制政策。在我国,除了通过“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等机构创新来实现民间金融规范化以外,更主要地是打破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高度管控的体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使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sider trading regulation efficiency

This paper aims to measure insider trading probabili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gulation efficiency in China. Based on an identific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sider trad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value. The author also uses, based on high-frequency financial data, the probability of insider trading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insider trading in China’s security market. Results reveal that China’s security market has failed to punish and prohibit illegal insider trading effectively. However, the security market does exert certain constraints on insider-trading-ridden listed companie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by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we can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insider trading regulation.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