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研究——以江浙中小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例

文章以2011—2015年江浙中小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司治理对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程度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负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呈U形相关关系;两职合一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且两职合一不仅会导致企业现金持有过度,还会导致企业现金持有不足;股权制衡度、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超额现金持有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现金持有水平:“掏空”还是“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

本文以2013-201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实证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呈U型关系.当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低于临界值时,由于资金占用等原因,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降低;当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高于临界值时,控股股东为了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要求上市公司持有更多现金.这说明不同质押比例水平下控股股东出于不同目的对上市公司采取不同的财务政策,从而对现金持有水平产生非线性影响.上述结论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本文还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呈U型的关系只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降低是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掏空”所致的,增加的现金持有是来自公司资本性支出的降低和现金分红的减少,持有更多的现金能显著降低股价触及平仓线的可能性,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干预损害了公司价值.     

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现金持有水平关系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2008-2010年我国非金融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微观视角考察政治关联等非正式机制因素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了制度环境与政治联系在影响现金持有水平方面的相互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低;随着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政治关联对现金持有水平的负向影响在减弱。     

超额现金持有的上市公司特质研究——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超额持有现金的上市公司具有什么特质呢?以我国制造业329家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数据为整体样本,通过界定超额现金持有上市公司,将整体样本分成超额现金持有和非超额现金持有两个子样本,从公司治理、财务方面设计变量对两个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与非超额现金持有公司相比,超额持有现金公司负债比率要低,长期业绩会变差,现金股利支付比率低,而股东保护度和管理费用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高管特征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

高管特征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因股权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以汽车制造业11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高管特征对不同性质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高管的学历、任期、薪酬、兼职程度与国有及非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均相关,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对国有上市公司来说,高管年龄与其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但非国有上市公司这一影响并不显著;高管性别对国有及非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均没有显著影响。     

股权制衡度对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中国在沪深两市上市的359家制造业公司2001年至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对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与投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随着股权制衡度的增加,容易出现投资扭曲行为,对比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扭曲程度更加严重。     

纳税信用评级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

本文以2010—2019年A股非金融非ST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纳税信用评级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为A显著降低了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纳税信用评级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来降低超额持现的代理动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削弱超额持现的预防性动机。     

管理者超额薪酬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在最优契约假说和管理者权力假说的框架下,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和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程度两个方面,实证考察管理者超额薪酬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超额薪酬越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快;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超额薪酬越高,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越低,但这一关系在国有上市公司并不成立,这可能是由于预算软约束等原因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异化所引起。整体而言,管理者超额薪酬更多地反映了管理者能力的大小,领取高薪的管理者更有可能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迅速调整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表明最优契约假说仍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股权结构与企业风险的经验证据分析

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是导致企业风险的根源所在.本文研究股权结构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从股权集中程度、控股股东性质和股东活跃程度三个方面描述股权结构,同时采用Z指数和净资产收益率的波动作为企业风险的度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确实能影响企业风险,股权集中程度越高企业风险越低,国有上市公司的企业风险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股东活跃程度越高企业风险越低.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现金持有

基于持股权与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文章以2009—2019年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主体，实证检验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显著提高参股国企的现金持有水平，且随着超额委派比例增加更加显著；进一步地，该正向作用在中央层级企业及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表现更为显著；明晰其作用机理，发现其通过抑制超额持现所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迫使无效耗散的现金尽快回流进而提高持现水平；此外，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和超额委派比例均有助于优化现金二次配置，促使企业将超额现金用于发放现金股利及进行创新投入，并最终提升现金持有价值和企业价值。文章结论不仅印证和延伸混改推进过程中非国有资本在高层治理维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完善中小股东保护体系提供借鉴。     

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布后证券市场反应的影响——中国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通过Eviews设立模型,检验了2012年,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反应程度。通过使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模,本文发现,相比控制权集中的公司,控制权分散的公司在公布关联交易前后超额收益率更大。另外,较强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能够从关联交易中获利,这意味着股东预期政治关联的公司能够在关联交易中拥有更大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布后证券市场反应的影响--中国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通过Eviews设立模型,检验了2012年,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反应程度。通过使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模,本文发现,相比控制权集中的公司,控制权分散的公司在公布关联交易前后超额收益率更大。另外,较强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能够从关联交易中获利,这意味着股东预期政治关联的公司能够在关联交易中拥有更大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股权集中度、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分析——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构建了股权集中度和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分析的研究框架,通过对2012-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对政治关联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影响,对非政治关联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低,股权集中程度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越有效.这不仅丰富了影响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因素研究,一定程度上也为公司治理提供了经验指导.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

现金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可以在企业面临风险时提供流动性供给,以减缓企业在冲击下受到的不利影响。现金持有水平是企业财务综合决策的体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不确定性因素的时候,企业如何进行现金持有决策维护自身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选用2018—2021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有所增加。第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相对于小公司,大公司所受到的影响更小。第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公司,国有企业现金所受到的影响更小。     

终极所有权结构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探讨

以2006-200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终极所有权结构与现金持有的相关性,并控制了董事会和财务特征等因素。我们发现: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终极现金流权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董事会规模、财务杠杆与现金持有显著负相关;现金流量、股利支付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没有证据显示终极控股股东性质、独立董事、公司规模、成长性对现金持有水平有显著影响。     

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现金持有:“扶持”还是“掠夺”?——基于不同产权视角的研究

文章首次基于不同产权视角,研究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影响机制的差异.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分别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作用,支持了高管政治关联的“掠夺”假说;民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支持了“扶持”假说;而央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均无显著影响.企业的产权性质会显著影响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作用机制,这一结论对于企业财务领域的研究与实务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中国A股IPO发行成本：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比较

基于中国证券市场发行上市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渐进性,A股市场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IPO发行成本具有差异性特征。国有企业上市融资的动力更强于非国有企业,但非国有上市公司间接成本受发行市值的影响较小。样本数据证实,发行规模、发行前公司盈利指标、发行首日的二级市场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以及发行方式和定价机制等变量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IPO发行成本产生影响。证据表明与非国有上市公司比较而言,国有上市公司的间接成本受累计投标询价制度和询价发行方式两个变量的影响程度更大。     

控股股东双重控制链特征对定增关联并购资产估值的影响——兼论业绩承诺的估值纠偏效应

选取2010—2018年沪深A股市场中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定增并购并做出业绩补偿承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控股股东双重控制链特征对定增关联并购资产估值的影响。研究表明：“股权控制链”下两权分离程度越高、网状控制结构越复杂，定增关联并购资产的价格虚增程度越高；“社会资本控制链”下超额委派董事比例越高、经理人关系嵌入强度越大，定增关联并购资产的价格虚增程度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业绩承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上述估值偏差。具体地，相较于现金补偿业绩承诺与单向业绩承诺，股份补偿业绩承诺和双向业绩承诺的估值纠偏效应更显著，能够更好地抑制控股股东虚增资产价格的利益输送行为。     

控制权结构、信息不对称与定向增发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增发新股融资中的定向增发已经成为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重要方式。本文采用Logit模型,从控制权结构和信息不对称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增发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性质时,更倾向于选择定向增发。对于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力越弱,更倾向于认购新增股份。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定向增发,并且在实施定向增发时,更倾向于选择向大股东发行。此外,上市公司拟实施整体上市时,定向增发往往伴随着资产认购。     

大股东“掏空”行为、外部监管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股东群体规模庞大，大股东代理问题作为影响组织运营效率和业绩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8-2021年沪深上市企业披露的经营、财务和管理数据，借助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大股东的三类“掏空”手段：股权质押、大股东占款和关联交易对企业超额回报率及托宾Q值的影响。实证发现：从对企业超额回报率和托宾Q值的负向影响看，股权过度集中所带来的代理成本主要体现为更加隐蔽的股权质押方式，大股东占款引起的负作用次之，关联交易对超额回报率和公司绩效的负作用最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效的企业内部控制能够降低大股东股权集中所引致的代理成本增加。因此，应从谋求市场多方共赢、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内部应创新、再造管理流程；外部应加强大数据跟踪、监管，将大股东代理产生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引起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