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豪杰精神与政治伦理

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两种“实事求是”:一种是以政治伦理的需要来决定对史实的取舍从违的所谓“实事求是”;另一种是以真实性为史学之生命和至高无上之原则的“实事求是”。中国史学要实现近代转型,就必须从前一种“实事求是”向后一种“实事求是”转变。正是在这一点上,200年前的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以豪杰精神治学,为推动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通为体,分别为用”——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大义家言

钱穆在晚年积其一生学思,透过《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来接续中国学术传统注重通学通人的精神旨趣,对于宗教、哲学、科学、史学、政治学、文学等现代分科进行了系统性反思.他的学术“论衡”在现代立国关怀的意识驱动下,强调学术文化传统的独立对于政治体构建的奠基意义,提倡以吸收性精神会通、提摄、转化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成就,“会通为体,分别为用”,目的在于兼顾大群社会的公义共识与智识支撑.这是其“论衡”的义理指向,也与前期《政学私言》的家言论旨遥相呼应.在会通与分别的体用关系中追求新学术和新境界,这个展望在钱穆自身学术演进中也显现出理路的曲折精微,为今人“接着讲”提供了丰富启示.     

珍视文化遗产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读王文素教授新著《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研究》

王文素教授新著《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研究》一书问世了，这是我们史学园地最新绽放的一朵新葩。     

学术规范与批评规范──对《不能为出书而写书》的反驳

近日读到一篇署名为“林众”的《不能为出书而写书》的书评（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下简称《不能》），对拙著《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简称《灾害》）一书提出了多方面的严厉批评。其中的许多指责捕风捉影，甚至严重失实到了荒唐的地步！我以为，在学术批评中，与学术规范同样重要的是，批评者也该具有最起码的批评规范——不能随意想当然，甚至是无中生有地罗织“证据”。特别是涉及是否抄袭史料和观点的问题，作为批评者更不应当轻率地妄下断语，不应当失去他所声称要坚持的“学术规范”。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经…     

多维视角下的手工业与社会互动关系——评黄纯艳《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

正手工业作为古代中国重要的经济部门,对传统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手工业史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史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近期,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黄纯艳教授《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1)(简称《造船》,下同)一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打破先前技术史或者经济史研究的单一化视角,运用技术史、经济史、社会史     

《食货》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促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但这一因社会革命运动而起的研究取向,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政争,而较少学术的内涵。其严重流弊是滥用理论、轻视史料以及缺乏学术合作的精神。针对这一情况,陶希圣创办《食货》,摒弃政论,倡导史料收集,培植学界新人,加强交流合作,在3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反映了《食货》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史学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史学发展的状况、趋势。     

重新审视“中国的奇迹”

林毅夫等人在其所著的《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以下简称《奇迹》）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理论模型 ,对截止到成书前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改革后的“中国的奇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该三位一体模型可以说是一个有关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的形成、特点及变迁的理论。《奇迹》一书认为 ,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这一战略是建国后中国政府在当时国际形势下为迅速实现工业化而选择的。但它违背了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 ,为解决重工业资本密集与当时资本稀缺的矛盾 ,人为形成扭曲要素和产品…     

围绕“内卷化”的讨论——一次新的范式转型

对于同样的一种行为——妇女参加手工业劳动,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不被判断为内卷化的表现,而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则被判断为主要的内卷化表现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内卷化”概念的混乱。     

文化与文化转型——评《从传统到现代》

六十年代初,伴随着台湾向现代化迈进掀起的“文化热”,台湾学者金耀基先生发表了《从传统到现代》一书,着重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向“现代化”转型的问题。可以说,金氏转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构的基本不同点。他认为,只要以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切人口,把两种文化结构中各自的长处融合为一种“运作的、功能的综合”系统,则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导向现代化了。然而,这是可能的吗?     

一部金字塔式的中国经济史新著——《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评介

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1 895— 1 92 7》(人民出版社 2 0 0 0年版 )是一部研究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变迁的专著 ,由多位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的老专家和本学科博士、硕士青年学者共同撰写 ,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本书是已故经济史学大师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1 840— 1 894》(人民出版社 1 989年版 )的续篇 ,其准备工作可溯及 6 0年代 ,与严著同时 ,并一本严著传统 ,即在长期考究史料的基础上 ,先作专题研究 ,本书并有十几项专题研究成果先行发表征求众议 ,然后编写成书。体系完整 ,而根底扎实雄厚 ,有博大而…     

学术的追思与探索——记《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出版

2011年是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重要奠基人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学生们为了纪念傅衣凌教授的学术贡献,以及感戴他老人家的培育之恩,组织编辑了《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一书,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元月正     

另一只眼睛看中国传统社会——读费孝通《乡土中国》

打开《乡土中国》这本书，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书中文字通俗生动，仿佛作者在同我面对面地谈话，不禁使我沉浸其中。所谓“乡土”，乃指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作者通过对世俗现象的理性思考，概括出来的一个概念。作者通过这一概念展开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解剖，并探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路     

对陈云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

<正> 陈云关于发展新中国经济的思想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在许多时期都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点,不仅已经成为国内许多人士的共识,而且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赞扬。比如,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论到5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时就曾指出:“陈云的政策性建议可以说是50年代中国国内提出的最合理化的发展选择。”     

论纸币流通规律是金币流通规律的颠倒——兼评几种有关的货币理论

<正>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1卷第1篇研究的对象是相同的。关于这两者的关系,他除了指出“前书的内容已经概述在这一卷的第一章”外,还指出“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内容,这里只略略提到。”正是后一提示,使我不时研读在《资本论》中只略为提到、或不曾提到,而在《批判》中不仅详细阐述、而且在我看来十分精辟的论点。现在提出来的就是马克思关于纸币流通规律是金币(包括银币,即以贵金属为材料的货币)流通规律的颠倒的论     

松力度紧改制重结构转方式--关于宏观经济方略的四点意见

“新一轮宏观调控”已经进入了一段时间，“下一步”的路如何走法？目前各方面都很关注。我认为，研究下一步走向，视野必须开阔。要把握当今中国，什么是国家的主流？什么是次主流？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一个前提。在我看来，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的主流，“宏观紧缩”是次主流或称支流，历史的方位要摆清楚。     

掷地有声——评葛兆光新著《宅兹中国》

历史上的中国究竟是有固定疆域和明确主权意识的民族国家,或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针对当代西方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也针对近代日本试图称霸亚洲而提出的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各种论述,葛兆光教授的新著《宅兹中国》做出了响亮的回答.他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以充实的文献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从空间性和主体性两方面论证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具有与欧洲国家不同的历史和传统.《宅兹中国》一书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把握学术动向的敏感,是当代中国学术一部成功之作,必将引起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探讨上,也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报章说理文体在中国的形成

近读丁晓原的《媒体生态与现代散文》(2014)一书,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讨论中国早期报章说理文体的部分.对此贡献最著,最为人称道的是梁启超的“新文体”,又称“报章体”(语出谭嗣同)、“时务文体”,“新民体” (与梁启超所办刊物有关). 现代公共说理需要有相应的写作形式,这种形式不是由文化传统自然而然传承给后人的,而是一种写作者(当然不是一个人)自觉创造的成果.“新文体”与今天报章说理应有的标准是有距离的,但其形成标志着现代说理的理念已经开始在中国古老的文化土壤里撒下了今后成长发展的种子.     

我被“芝加哥化”了？

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已经求学数年，2006年暑假回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研究生讲授《宏观与发展经济学高级专题》一课，在与老师同学不断的接触中我第一次突然强烈地意识到我的学术神经和血液已经被彻底地“芝加哥化”了。这是一种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近乎宗教的学术信仰和自豪感。芝大的校训直译过来就是“让知识不断积累，以丰富人生”。每当别人提起“芝加哥学派”，我总是会联想到武侠小说中一个刚入少林的小弟子对于前辈方丈高僧的无限景仰之心和对同门的手足之情，或许在别门别派前还带有那么一点点稚嫩的“傲气”。     

围绕“乡族”问题——在厦门大学共同研究会上的讨论报告

一九八三年四月至次年一月,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和中国教育部双方协定所派遣的长期研究员,就“中国明代土地制度研究”这一总课题,在中国的复旦、厦门、武汉、南京以及北京五所大学学习。其间,除荣幸受邀参加在昆明市召开的第一次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学术讨论会之外,还给我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市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机会。关于这些活动的概况,记述于另稿《和中国史学界的十个月》中(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九二、史学三一,一九八五年)。本文所述,是为了把八三年九月在厦门大学度过的一个月间,本人与傅衣凌、杨国桢二先生为首的厦大历史研究所以及历史系的研究生们所进行的共同研究会的情况传告于诸位。同时本文能够作为战后给我们极大影响的厦门大学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现状报告,也是荣幸之至。     

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

本文通过把“中层理论”尝试引进历史学的分析领域,较深入地讨论了“新社会史”与传统史学的差异与联系,试图为中国史学的变革提出一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