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以河北五矿企业为例

随着中国出口贸易额的不断扩大,受外国环境规制的限制也在逐年增加,2007年和2008年我国每年都有近8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环境标准的限制,环境规制这把"双刃剑"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以河北五矿为研究对象,基于引力模型做回归分析,验证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利弊,也为其他中小企业的扩大发展提出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与企业避税行为——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多维监管效力，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收入分配机制合理高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为此，在高质量发展导向生态环境优先的背景下，从税收治理这一全新视角挖掘环境规制的附加效应。基于2015年实施新《环境保护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背景，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治成本假说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避税行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立法增加了对企业的外部监督，这种外部监督产生的附加效应提高了企业避税行为的政治成本，从而遏制了企业过于激进的避税决策。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环境规制虽然增加了企业税负，但是同时也引起了企业信息环境改善和声誉增加，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推进环境规制体系建设，不仅要关注环境规制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直接效应，而且应积极发挥环境规制的税收治理功能等附加效应，从而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率的共赢。     

企业年金对人力资本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企业年金对人力资本的流动具有限制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对既得受益权获取条件的限制来实现的。西方国家为减轻这种限制性则通过法律手段来规制既得受益权，并对流动雇员的企业年金结转方式进行了规定。为改善我国企业年金可转移性，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用立法的形式规制既得受益权，完善并丰富结转方式，明确积累权益的结算方法，同时，鼓励发展中小企业的联合企业年金计划。     

环保创新补贴和环境税约束下的企业自主创新行为

进行环境技术创新、实施清洁生产,是企业突破环境限制、应对环境规制、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基于环境税和环保技术创新补贴相结合的环境规制制度,建立了环境规制约束下的企业三阶段自主创新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分析了企业自主创新行为。结果发现：以技术创新为手段化解环境规制,可以提高企业市场份额,在两企业都进行环保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最优环境税总是小于排污对环境的边际损害;对环保技术创新既可以进行补贴,也可以进行征税,这主要依赖于污染对环境边际损害的大小。因此,谁率先实施环保技术创新,谁就可以优先于竞争者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货币投票”,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环境规制来刺激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随环境污染表现出多因性、跨界性、时滞性、复杂性和破坏性特征,环境规制也呈现规制主体多元化、规制手段综合化及规制强度扩大化等特点。本文以企业成长周期理论为依据,从研发及生产、环境治理投入、污染治理措施及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等方面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自愿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生存？

作为传统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自愿型环境规制旨在鼓励企业在政府强制要求之外承担额外的环境责任。不同于以往的短期效果研究，本文从企业生存的长期视角讨论了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治理效果。基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绿色认证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和改善政企关系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自愿型环境规制更有助于提升非国有企业和高污染企业生存能力，且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作用越强。以上结论不仅为自愿型环境规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能为政府优化环境规制体系设计提供重要依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等方法，探究了2005—2020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并进行了省域异质性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对省域的工业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环境规制也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对工业发展水平产生积极影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其工业发展水平；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够推动环境规制对工业发展发挥作用。     

环境规制、劳动生产率与企业工资水平——基于22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7年A股工业上市公司数据，同时匹配22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规制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了我国工业上市公司的工资水平，改善了社会福利，且劳动生产率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在使用湿度作为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基于城市和行业特征异质性的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非资源型、高金融发展水平和高对外开放度城市以及技术密集型和低自然资源依赖度行业中工业企业工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低资源、高资金、高开放和高技术偏向。本文为中国实现“双赢”的目标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公众关注度和市场进程的调节作用

“波特假说”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讨论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情景因素的关注。基于2011—2019年730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在市场化进程影响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公众关注度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和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结果表明，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公众关注度对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还为我国企业提高信息共享意识以及政府优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微观证据。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资源视角

以2009—2015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在企业资源调节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与一般资源相比,创新资源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影响更为显著;沉淀性冗余资源、资源柔性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资源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研究明确了资源的调节作用,丰富了资源管理理论,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绩效提供了实现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并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能够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的工业碳减排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能力有所区别，表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调节能力最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次之、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最弱。据此，提出积极推动工业领域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绿色发展区域协同性、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等相关建议，以助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技术进步路径——自主创新还是技术引进?

本文基于企业环境规制的微观识别，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种技术进步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受到强制性环境规制后，企业技术进步路径会偏向技术引进；从异质性分析看，当受到环境规制时，东部地区企业会偏向技术引进，而中西部地区企业不仅不会增加技术引进，还会降低自主创新，以消极方式应对环境规制；从机制分析看，技术引进能够更好地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稳定其生产规模，但对于企业生产率提升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导致的企业技术进步偏向会产生路径依赖，使得企业长期偏向技术引进。本文研究表明适度环境规制能够增强企业技术进步动力，但也要注重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增强企业技术进步内生能力。     

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及其政策启示

环境自我规制解决了传统规制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是对环境规制体系的有效补充。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四方面:提高生产力、迎合绿色消费者的偏好、缓解外部压力,以及作为应对政府规制和市场竞争的一种策略性行为。此外,企业的规模、研发能力、过去的环境绩效等,也对自我规制产生影响。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条件,但应加强信息披露和对投资者的引导,转变政府在环境规制体系中的作用,为企业提高环保标准服务。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本文以“十一五”以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质性推进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1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得到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环境规制对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实现，市场结构变动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遵循成本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效果更强。     

基于环境规制的中国出口企业绩效分析研究——以电子信息出口企业为例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对生产成本、企业进入和技术创新等影响的传导机制而产生的,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本文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分析环境规制对出口企业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当政府对产业实施环境规制时,不仅生产成本发生变化,而且企业所在的市场结构以及市场行为也会发生变化.通过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对各种因素的影响,才能够对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最终影响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为管理部门和公众提供更为全面的企业环境绩效信息.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目前全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企业创新以及充足的资金流是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关键,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基于此,选取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来探究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旨在为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借鉴意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融资约束均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以及融资约束水平的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会下降,主要表现为研发投入的减少;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政府、企业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矿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

矿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亟须解答的问题。结合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矿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促进了矿业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以及资本替代是环境规制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不断提升，环境规制对矿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由抑制转向促进，且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增趋势。研究结论为发挥环境规制作用，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推动工业企业研发

当面对环境治理与工业发展这一难题时,非正式环境规制给出了新解决路径。利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在区分研发投入与研发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研发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单一门槛效应成立。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作用还受工业企业现金流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存在单一门槛,经营效率则存在双重门槛;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成果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和经营效率均存在单一门槛。     

环境规制、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波特假说"和双元理论,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2)探索式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开发式创新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显著性体现;(3)环境动态性不仅增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