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集聚、企业相关生产能力与企业出口扩展

目前集聚效应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研究中,集聚多是基于地理距离来刻画。本文试图将产品间的认知距离引入集聚的测度中,研究不同类型集聚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企业相关生产能力的异质性作用。本文发现,出口集聚效应和企业相关生产能力分别是企业出口多元化的外源动力和企业条件。具体来说,引入认知距离后,可以更好地区分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来源:同产品集聚和相关产品集聚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展;而不相关产品集聚对企业出口扩展的影响则表现为竞争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在集聚的过程中“搭便车”,集聚发挥作用的方向和程度因企业储备的相关生产能力而异。在影响机制上,出口集聚效应通过专业劳动力共享和中间投入品共享等供给侧渠道以及目的国市场信息共享和已有出口经验等需求侧渠道来降低企业出口扩展的难度和风险。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应打造技术关联紧密、上下游产业相互依托、有核心竞争力的空间集聚形态,并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贸易摩擦下企业出口韧性提升：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贸易摩擦冲击下仍能保持出口稳定是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体现。本文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应对贸易摩擦、提升出口韧性中的作用。本文借助企业多工厂出口模型并引入数字化参数，理论上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贸易摩擦冲击的应对效果和作用渠道。进一步地，利用2001—2015年的整合微观企业数据，将反倾销作为冲击展开“准自然实验”研究，验证了理论命题。研究发现：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摩擦给中国企业出口带来了明显冲击，造成涉案企业出口平均下降5.9%，并提高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反倾销对非数字化转型企业出口冲击明显而对数字化转型企业影响不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涉案企业遭受的负面冲击，相比非转型涉案企业，将促进出口平均提升15.8%；数字化转型缓解了反倾销对涉案产品的直接出口抑制，同时又促进了涉案产品的跨国转移和向非涉案产品出口转换，这是应对反倾销冲击的主要渠道；数字化转型具有企业出口的成本跨越效应，降低了既有产品的出口成本和拓展新市场、新产品的出口成本，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这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根源。本文的研究从数字化转型视角为提高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出口集聚的需求侧效应、信息摩擦与产品质量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本文研究了在信息摩擦条件下出口集聚对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不同于传统的马歇尔外部性理论从供给侧分析集聚效应，本文从需求侧揭示了出口集聚的重要意义。理论分析表明，出口集聚可以通过“需求学习效应”和“质量声誉效应”的双重机制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升。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到了与理论分析一致的结果。机制研究发现，需求学习效应对年轻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质量提升作用更大；当需求信号精度下降时，需求学习效应被削弱；需求信息具有市场专属性特点，同一目的地出口集聚的需求学习效应大于其他目的地出口集聚。质量声誉效应是把“双刃剑”，好的质量声誉能提升企业产品质量，而坏的质量声誉则会降低企业产品质量；新产品和异质性产品对质量声誉的敏感度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即使考虑了马歇尔外部性的作用，需求学习效应和质量声誉效应依然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

"对内改革"是"对外开放"的国内背景;中国"对内改革"渐进性诱发的要素市场扭曲是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独特约束。基于这一判断,本文从要素价格扭曲视角,利用1999—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重新审视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结论认为:中国工业企业要素价格存在严重负向扭曲并有增加趋势;东部地区、外资、港澳台资和私营企业扭曲程度最高;总体上看,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奇迹离不开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中国企业将国内"生产要素应得"通过低价出口形式转移给了国外消费者;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结构优化的同时,更应注意贸易利益分配。     

税收激励、研发支出与出口绩效——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改革的聚束分析

推动企业研发是加快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8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的改革，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的外部激励，及其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通过整理2007—2010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的企业研发支出等财务信息，并核算中国海关数据中的出口产品质量等企业出口绩效变量，发现在最低研发密度认定门槛右侧存在显著的企业数量堆积现象。本文进一步采用聚束分析法（Bunching）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该税收优惠政策显著激励了企业增加研发支出，促使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推动出口额、产品种类和国内增加值率显著增长，夯实了企业研发的出口规模效应。采用次优的操纵区间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果还表明，“一刀切”的认定标准造成了财务操纵空间，对于处在税收征收力度较小地区以及没有隶属关系的企业，虽然账面上的研发支出有所增加，但财务操纵动机阻碍了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等研发互补性资产的配套，进而损害了该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口绩效提升效应。本文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改进和执行提供了理论参考。     

企业数字化的产业链联动效应研究

产业链联动效应是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视角。本文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探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联动效应的内在机理，并细分产业链数字化联动类型，识别产业链数字化联动行为模式。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群体中存在上下游联动效应，产业链上企业间的数字化协同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依赖度越强、行业竞争强度越大、环境不确定性水平越高、距离上下游企业越远的焦点企业，其上下游产业链数字化联动效应越显著。进一步地，通过界定焦点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企业、下游客户企业的联动类型与行为特征发现，企业数字化的产业链联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下游客户拉动型。同时，焦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多是一种主动学习而非被动模仿行为。本文揭示了焦点企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数字化联动效应的微观机制，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外资企业的要素属权结构与出口增加值的收益归属

在生产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外资企业积极参与一国的生产和出口,并从所在国的出口中获取收益。外资企业的出口增加值中既包括了本国要素所产生的增加值,也包括了外国要素所产生的增加值,形成了外资企业出口增加值中的要素属权结构。研究外资企业出口增加值中的要素属权结构,一方面,有助于学术界理解外国要素流入对于本国要素出口增加值的拉动效应;另一方面,有利于学术界厘清外国要素流入所形成的要素收益分配效应。本文运用微观企业数据测算发现:2000—2013年在外资加工出口企业中,中国属权要素出口增加值占属地出口增加值的平均比重为65.85%,两者之间的平均背离程度为34.15%。本文进一步运用区分异质性企业的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发现:2012年在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中,中国属权要素出口增加值与属地要素出口增加值的背离相对值分别为30.13%和25.32%。本文认为属地出口增加值已经不能充分反映外资企业出口中的本国要素收益,研究外资企业出口增加值中的要素属权结构有利于学术界认识增加值贸易中国内要素的实际收益,也可以为一国政府的对外贸易谈判提供科学依据。     

汽车出口要求高 促使企业成长快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整理的由海关总署提供的汽车商品出口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载货车出口32.11万辆,同比增长10.23%;单车出口金额1.3万美元,较上年提升1084美元,出口单价和数量均超过乘用车。在激增的出口数据背后,有谁知道中国的企业为此作出了怎样的付出?福田汽车:逐步摸清客户需求     

集聚优势与中国企业“走出去”

本文从地区专业化和行业集中度两个方面,对集聚优势影响企业"走出去"的理论机制进行分析表明,基于行业集聚的分工协作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走出去"的成本和风险,而源自行业集聚的企业所有权优势自我加强效应则有助于提升企业"走出去"能力,这是行业集聚优势影响企业"走出去"的本质。利用江苏省制造业企业数据,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地区专业化还是行业集中度,两者所体现的集聚效应均对企业"走出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而对本文理论机制分析给予了较好的经验验证,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集聚优势能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依托优势。上述研究对于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产业集聚与企业管理能力——空间溢出和交互效应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构建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专业化产业集聚与多样化产业集聚对企业管理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探究企业之间管理能力的空间交互效应,考察产业集聚对企业间管理能力空间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间管理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交互效应与循环累积效应,高管理能力的企业能够促进邻近企业管理能力的提升,且产业集聚会强化这一空间交互效应;专业化产业集聚非线性地显著增强企业的管理能力,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强化了邻近企业的管理能力;多样化产业集聚对企业管理能力的直接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小于专业化产业集聚。     

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深入应用,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整体以及三大经济区域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从国家整体视角,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区域视角,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创新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从空间视角,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对本地区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空间直接效应,还对其他区域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的空间间接效应。对此,应制定发挥多方主体协同优势、增强区域联动效应、鼓励企业跨省域数字创新合作等举措,以更好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     

疫情冲击、企业免疫力与企业绩效

在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部分企业凭借免疫力摆脱困境，绩效实现逆势增长。本文基于2018～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财务、制度以及文化3个维度构建了微观层面的企业免疫力指标，实证检验疫情冲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免疫力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疫情冲击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随着企业免疫力水平的提高，疫情冲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所缓解，且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缓解作用在传统行业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我国内迁出口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依据包括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内的多层面的数据,筛选了从我国沿海省市内迁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分析了这些企业迁移后在内陆地区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对内迁出口企业的经营绩效有明显影响的包括迁移距离、本省基础设施、中间投入占比、企业规模、区域地理特征与政策支持等因素;不同行业内迁出口企业的经营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有明显差别;没有发现至出海口距离有明显影响.     

出口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本文首次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能源消耗和产出微观数据,利用细分能源类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换算得到微观企业环境绩效指标,即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并试图以企业劳动生产率为桥梁,结合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现象”,研究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企业生产函数框架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①出口造成中国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增大,同时,排放强度随着企业出口密度的提高不断增长,出口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考虑不同生产函数形式后结论均较为稳健。②传统的“污染避难所问题”并不是造成中国出口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主要原因。③中国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更低,进而导致更高的碳排放强度。④出口企业的低效率和低加成率(低利润率)进一步拖累了企业技术升级和环保投资,这是出口造成企业更为污染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贸易与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环境绩效关系研究的缺口,从微观层面给予污染治理与减排策略以政策参考,证实了在国际贸易进程中不仅应制定宏观目标,还应直接着眼于微观企业,特别是促使出口企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石狮市政府支持企业出口上保险

去年以来出口形势严峻,为帮助企业尽量减少出口风险,包括石狮在内的福建省省市各级政府出台扶持措施,鼓励支持出口企业参加出口信用保险。在政府的支持下,石狮10多家出口企业先后投了出口信用险,给出口货物系上了保险带。出口到有些国家风险会增大,保费也较高,不少出口企业特别是服装企业承受不起。     

行业异质性、适度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进步

本文将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模仿效应参数及模仿成本引入Hausman的技术水平模型,通过建立1994—2009年SITC Rev.3的三位编码产品与中国国民经济中35个工业行业的对应关系,构建了行业出口技术水平测算指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与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行业出口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在不同行业间的差异性体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对出口技术提升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但并未对出口规模扩张做出显著直接贡献,而是通过影响出口技术间接作用于出口规模;不同行业的知识属性差异使知识产权保护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在研发强度大、技术水平高、外资渗透率高的行业中更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经验证据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企业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强调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严重的供需结构性失衡，且主要矛盾集中于供给侧。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供应链上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率进而优化供给结构的问题，本文从供应链视角出发，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企业间信息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上的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供应链的“牛鞭效应”，对供应商企业产生显著的正向信息溢出效应。数字化技术方向的异质性对供应链间信息环境的治理作用也存在明显差异。当供应商企业规模越大、库存周转天数越长、面对的外部环境风险或不确定性越大以及客户集中度越高时，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验证成本来改善供应链间信息环境。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会影响供应商企业的决策行为，促使供应商企业采用独特的战略模式，提高供应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优化供给结构、缓解产能过剩以及供应链效...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提升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在机器换人浪潮下，自动化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将自动化技术纳入扩展理论框架，揭示了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会显著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器人应用通过资本-劳动替代效应、工资率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机器人应用降低了大多数行业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尤其是食品制造业、印刷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非国有企业和沿海地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幅度更大。研究还发现，提高劳动力市场整合程度和劳动者议价能力，有助于缓解机器人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冲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核心自我评价与授权型领导对员工寻求上级反馈的交互影响研究——基于对上海30家公司162名员工的调查

基于上海30家不同行业公司的数据探讨和验证员工核心自我评价、企业授权型领导和员工寻求上级反馈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寻求上级反馈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授权型领导在两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在高授权环境中,核心自我评价对寻求上级反馈存在积极影响,而在低授权环境中,两者的显著关系不复存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实证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短期经营具有负向冲击, 但是激励企业长期绩效的增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域、行业差异; 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选择效应, 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 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 短期绩效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小; 受政府支持与保护的企业, 不仅短期绩效受到的负向冲击较小, 而且长期绩效受到的激励效应也相对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