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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 《国际石油经济》2012,20(9):1-4,103
能源问题涉及面广,全球性强,关乎人类发展的共同命运,但是全球至今没有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能源组织。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地位不断增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的国际能源治理架构是否适合当前与未来的全球能源发展,是否有必要对现有国际能源治理系统进行改革,如何改革?在新的能源治理架构中,中国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针对这些问题,2012年9月19日,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特邀全球知名能源专家、剑桥能源研究会主席、普利策奖获得者丹尼尔·耶金先生,及国际能源机构(IEA)全球对话局前局长、伦敦帝国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尼尔·赫斯特先生以"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为议题与俱乐部专家进行了交流。会议成果分享如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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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的能源结构正处在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变的能源变革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革新带动非传统化石能源开发,传统化石能源仍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挥重要的过渡作用,能源安全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本轮全球能源变革以技术为主要驱动力,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发展方向,逐渐改变了化石能源时代能源安全的诸多特征,呈现“三破三立”的新特点。一方面,“能源不可能三角”有望被打破,传统的化石能源“生产-过境-消费”角色分野和行业高度集中化的特征也在减弱;另一方面,“能源正义”在能源安全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全球能源治理的理念正在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技术和资本权力逐渐成为能源安全核心要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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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现有的主要全球能源治理机构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中国目前仍然主要依靠传统的双边和地区合作的方式即地缘政治战略确保海外能源供应安全.从能源供应角度看, “一带一路”倡议可被视为双边和地区能源合作的加强版.自21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寻求更多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并致力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碎片化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既不具备权威性又缺乏信誉,国内能源治理的相关机制也制约了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基于当前的国际能源治理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全球能源治理应该着眼于有限的目标,例如改善国际油气数据共享机制,提高透明度,加强全球清洁能源合作,稳步推进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而不是追求有约束力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G20为各大国进行协调并管理国际能源市场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制安排,是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良好平台.中国应利用自身在G20的相对重要地位,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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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全球能源战略建立全球供应体系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实行全球能源战略的目的不是为了谋求支配与控制全球能源资源,而是为了使我国建立长期安全稳定的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能源保障,并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创造有利的能源供应条件。全球能源供应体系应由国内能源勘查开发供应体系、国外能源供应体系和能源战略储备体系三部分组成。国内能源供应体系应是以煤炭为主,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和其他新能源多元发展的供应体系。国外能源供应体系应是市场采购与直接开发相结合的全方位多渠道供应体系。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应是实行“实物储备与产地储备相结合”,“国家为主、分级储备、官民结合”的储备体系。全球能源战略的基本特点是双向式发展,即既要利用国内资源,又要利用国外资源;既要利用陆地资源,又要利用海洋资源;既要利用传统能源,又要利用新型能源;既要开源,又要节流;既要消费,又要储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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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页岩气开发正在其国内和国际产生广泛影响,全球能源结构也将因此出现新一轮调整和再平衡的连锁反应.页岩气开发在一定意义上帮助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丰富而廉价的天然气供应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使得美国与能源安全有关的外交政策和地区安全政策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从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美国页岩气开发将引起地区和全球天然气市场结构的变化,削弱传统天然气出口国的影响力,改变全球能源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并最终对全球经济竞争局面产生影响.但天然气作为碳氢化合物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本质决定了它仅仅是传统能源发展模式的延续,保障能源安全的可持续模式应该集中在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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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时光如此之快、疫情如此之长。2022年已经到来。能源这一“初级产品”的供应变得愈加重要。“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相信全球能源市场及其治理水平将更好。2021年国际能源市场非同寻常刚刚过去的2021年,全球能源市场虽未出现像2020年油价跌穿“地板”、达到-37.5美元/桶的极端境地,也未出现美国、俄罗斯和沙特竞合博弈上演“三国杀”的大戏,但仍有一番非同寻常的景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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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几年的发展,G20成为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网络的中心,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平台.中国是G20机制和全球能源气候治理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也是G20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的参与者.依托G20框架,中国建立各种层次的能源对话渠道,在峰会内外不断地沟通和磋商,并根据能源形势的发展与变化,不断调适彼此利益诉求和政策目标,为全球能源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2016年,中国主办G20峰会,领衔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引领国际能源发展方向、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等提供重要契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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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Xia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2011,35(1):51-63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elecom reform in 1994, structural reform has been a main thread surrounding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n structuring the 2008 reform and the 2009 3G rollout China's government adopted a relatively balanced approach in the hope of creating level-playing-field in 3G era.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substantial switching costs, substitution effects from the present technology mode, that is, 2.5G, the absence of killer applications, among other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China may not have a realistic 3G era before moving toward 4G and beyond. At the bare minimum, currently there is a lacking of either adequate technological-push or demand-pull for a full-scale 3G commercialization—there is no sign that this situation will change in the near term. Triggered by recent initiatives of market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ternet, and cable, a renewed circle of market, and regulatory reform is probably necessary to cast a sounder industry basis for a timing migration toward the next-generation-networks (NGNs). The timing migration toward 4G (and beyond) may provide a chance for a late-mover nation like China to leapfrog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in leading the industry in the era of NGNs. To this end,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a challenge in re-examining its industry policy as well as technological strategies for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NGNs. This study offers heuristic analysis and insights on the above issues based on archival documents and interviews. While implications are suggested for China's circumstances, the Chinese experiences may also be considered by other countries and investors when it comes to 3G (and beyond) policies, regulations, deployments, and evolutions.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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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国际油价持续低位运行,对天然气市场造成了较大影响.2016年全球LNG价格持续低迷,出口增长5.5%,LNG出口终端建设活跃;全球LNG进口增长6%,由浮式终端进口的LNG数量大幅上升.低气价对LNG新项目投资、合同模式、天然气运输等领域产生较大影响:通过最终投资决策(FID)的LNG项目减少;短期合同增多,部分长期合同面临修订挑战;天然气勘探开发项目投资放缓.2017年LNG进口需求增长仍然强劲,全球LNG供给仍将宽松,LNG短贸合同量还将大幅上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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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球LNG贸易供应量为2.50亿吨,较2014年的2.46亿吨略有增长.从大西洋流向亚太地区的LNG数量大幅降低,欧洲地区重新成为全球LNG贸易的热点.澳大利亚引领世界LNG供给增长;“新兴需求”弥补了东北亚LNG进口量的降低.LNG贸易市场参与者“整合”与“分化”并存;亚洲LNG市场价格大幅下跌.2015年全球10个LNG接收项目建成投产,新增接收能力高达2920万吨/年;LNG船运市场呈现供大于求态势.未来数年内,全球LNG市场供给将持续增长,需求继续低迷,小型LNG项目前景良好,LNG价格将回归合理价位, “亚洲溢价”空间将减小或基本消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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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制度创新 总被引:21,自引:0,他引:21
我国国有企业已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成了公司制改造,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原因在于企业制度本身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文章分析了美国和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指出这种差异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且是企业制度特别是企业产权制度决定的,脱离开企业产权制度而空谈治理结构是不可取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从企业制度创新上下功夫,首先要对照国际经验考虑我们的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上走什么样的路子,离子开这个前提照搬他国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不妥的,我国企业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落实有限责任,推进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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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球油气资源并购市场走势低迷,全年全球油气资源并购交易发生数量创下近十年来最低值,平均月度交易发生宗数仅为近两年来均值的1/3.低油价对国际油气资源并购市场的参与双方、目标资产估值、交易驱动因素、并购交易结构及并购实施手段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从石油公司的角度分析,由于2016年国际油价走势难以触底反弹,预测国际石油巨头、中小型国际石油公司、国家石油公司和私募基金等都将采用各自不同的策略参与全球油气资源并购活动;北美和俄罗斯-中亚等区域将成为低油价下国际油气资源并购交易的发生的"热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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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欧亚各国都加强了与该地区的能源合作.中、俄、美和欧洲国家与中亚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目前在中亚地区已形成"四面竞争"的能源竞争格局.未来中、俄、美欧在中亚地区能源领域的合作与竞争将继续存在,但由于该地区不具备左右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战略地位和能力,并不会影响大国间的友好关系.这种合作与竞争的局面也有助于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进而有助于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