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和内生增长的不确定性:多重稳态和多重均衡

内容提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把政府财政政策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由于扭曲性税收政策的存在,经济更容易产生增长的不确定性。对应较高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水平,经济系统存在多重均衡点,其中一个是不稳定均衡点,另一个是局部稳定的均衡点,具有均衡的不确定性。     

中国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一般均衡模型及其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1991～2006年总体数据与1996～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般均衡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反映服务效率的提升)和增加服务业就业(表现为服务效果的提升)对于增加服务产出和供给同等重要;提高教育和健康服务增进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效率对货物部门与服务部门乃至总体经济的增长产生永久性的正面影响;增强对服务消费所带来的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将会提高服务消费偏好与用于增进人力资本的服务份额,从而有助于促进服务业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整体经济实现长期增长。     

环境污染、人力资本与内生经济增长：一个简单的模型

为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了两个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分别在新古典和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下考察了环境污染、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同时还在经济增长的均衡路径上考察了不同变量对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影响。模型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恶化,可持续发展是有可能实现的。进一步的比较静态分析显示,要使经济增长走向可持续发展,必须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实行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提高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环保型生产技术的进步等。     

人力资本流动、产业集聚与社会福利

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纳入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研究了人力资本流动对产业集聚及核心-边缘区域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1)经济增长率随人力资本集聚加强而增加;(2)当知识技术和科研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时,存在两种稳定的"核心—边缘"结构;(3)当由科研部门集聚所产生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边缘区域由于制造品价格指数上升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核心—边缘"结构下劳动者福利水平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以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事实经验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1978—2017年数据,考察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拉动作用。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产业结构贡献已经转变为"三二一"的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当国内生产总值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 018)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至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在各产业之间表现有所差异;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没有形成持续的驱动力。最后,针对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互动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制度变迁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将制度变迁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刻画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求解了社会计划者问题的均衡解,并对解的经济含义进行了讨论。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可以通过合理配置人力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     

内生人力资本机制与人口政策效应

人力资本被认为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但在Lucas(1988)之后,人力资本内生理论特别是在微观基础和内生机制问题方面,没有得到更多更好的发展。本文在理性最优行为假设下,引入父母对于子女教育和培养的最优选择行为,建立内生人力资本的模型,提出了一种可供选择的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解释,得出了一些基本符合实际的结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模型的可信性。同时,本文将模型结论应用于人口政策分析,得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研究——来自2002—2006年的面板数据

本文以劳均GDP增长率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运用了2002—2006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结果表明：（1）2002—2006年间,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出了强烈的绝对收敛特征,（2）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在落后地区的增长快于发达地区,解释了我国区域经济的绝对收敛特征,（3）高级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而目前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性别差异的角度

教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已得到了广泛认同,但鲜有文献基于性别角度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采用我国2003~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和方法,考察男性和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且男性人力资本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女性人力资本。     

电子商务时代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技术创新、交易成本和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求出最优人力资本投入．并结合交易成本分析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新经济时代．由于技术创新和知识累积使交易成本降低，就长期而言，人们会增加入力资本用于生产的比例．而减少用于教育的比例。在静态均衡分析中，本文进一步讨论人均消费、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增长率与交易成本、技术创新及知识累积的关系。     

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研究——基于我国20省(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国旗王文欢本文运用省际面板教据对我国部分省(市)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通过对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对促进我国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教育政策有所启示.     

探寻西部地区增长之源——基于工业化进程与潜在增长率的分析

通过对西部增长驱动力的考察发现,各种力量都有所弱化,说明此次增长减速是必然趋势而非周期性波动。西部地区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继续推进工业化仍是未来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但在市场日趋融合的今天,西部地区也遇到了资本报酬下降的难题,加快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是延缓资本报酬下降的有效途径。根据预测,加快人力资本培育能够将西部地区潜在增长率提高约1个百分点。从政策导向上看,"十三五"时期西部大开发仍要以推动工业化为主线,但重点要从过去主要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转向更多依靠提升人力资本培育内生增长动力上来。     

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内生性联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本文考察当产权保护不完全时 ,在个人之间 (或社会各阶层之间 )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 ,以及在这个社会冲突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证明 :(1)即使每一个人都是完全同质的 ,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和完全的 ,不存在技术进步 ,也没有事前的随机冲击 ,这个社会也仍然有可能变得经济上非常不平等 ;(2 )当事人之间可以内生地形成生产联盟 ,并且他们的策略性行为联合影响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率。在这个递归的博弈中 ,无联盟总是一个纳什—马尔可夫均衡 ;(3)当产权得到部分的保护时 ,可能有多重均衡增长路径 (BGP)也可能不存在均衡增长路径 ,并且只有当生产率足够高的时候经济才有可能经历正的持续增长 ;(4 )当产权保护的力度充分大时 ,不可能同时具有持续的正的经济增长与完全平等的收入分配。     

安徽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经济解释——基于时变产出份额改进的索洛残差法

文章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推导出C-D生产函数的时变要素产出份额,并以此改进索洛残差法计算安徽省1992-2012年的TFP增长率,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安徽省TFP增长率变动趋势与全省宏观经济运行高度吻合,其变化滞后于长三角地区大约2年时间,但近年来变化时差逐步趋同。计量结果显示:安徽省1992-2012年平均TFP增长率为1.13%,相对较高;TFP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安徽省经济增长属于资本投入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7%,缺乏效率。最后得出促成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动力、提升人力资本的潜在增长动力、保证资本等实体要素的基础支撑力是未来安徽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政府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转型——基于R&D驱动经济增长框架的分析

本文在Jones(1995)的R&D驱动的经济中内生化人力资本积累,进而考察了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政策是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条件。政府财政选择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不同,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认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财政支持不到位,没有实现经济增长转型,如果这些国家政府对教育和研发给予较高的财政补贴,则可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     

中国农村收入增长:1990-2002年

本文考察了1990年至2002年间决定中国农村收入增长差异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通过估计收入增长方程,我们首先证实了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和基础设施状况有显著的正效应.其次,由村层面的社会关系稳定程度度量的社会资本也是一个显著促进收入增长的因素.本文发现的政策含义是:促进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公共政策需要加强,同时也要增加对农村地区,尤其是低收入地区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财政支持.     

人力资本积累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

进入21世纪,人力资本理论体系已经深深扎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知识经济时代如期而至,更是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愈加需要人力资本提供重要支撑。以往研究与实践证明,人力资本积累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加大人力资本积累毋庸置疑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必然趋势。基于此,本文从人力资本理论体系出发,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以及其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增强人力资本积累力度,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建议。     

国际人口迁移、信贷约束与人力资本积累

本文以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基础,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进一步考察了熟练劳动力跨国迁移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显示,基于跨国移民的"教育激励"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存在差异。短期中,基于跨国移民的"教育激励"效应会减缓"人才流失"效应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及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会提高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的比重,从而促进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长期中,当代际转移收敛于稳态水平时,国际人口迁移不再具有"教育激励"效应,而国际人口迁移的"人才流失"效应则会继续损害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人力资本积累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关系探究——基于服务消费与技术创新的双重视角

在服务经济领域，服务业因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而导致的“成本病”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动力，其外部性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效应和消费溢出效应两方面。基于2005—2019年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人力资本积累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促进服务消费和加快技术创新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有助于缓解“鲍莫尔成本病”问题。为了更加清晰地描绘这种关系，将服务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并分别进行考察，发现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和作用机制在生产性服务业中更加显著。加大服务业人力资本投资，完善劳动者技能和教育培训体系等公共服务保障，缩小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技能差距，是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