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正处在历史拐点,经济发展进入中速发展区间,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是保持我国"十三五"期间及后续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坚持供给侧改革方向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时期。人口红利总是与特定的经济增长相契合,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成为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转变的重要因素,实施更为积极的改革政策取向,挖掘和释放潜在的生产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激励,可以促进和稳定经济增长。正确把握我国人口结构状态,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人口红利逐步向改革红利转变,对于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研究

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连续30多年实现GDP快速增长,依靠生产要素价格低廉和政府支持等优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2010年以来,随着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高速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经济增速保持在6.5％至7.5％之间.面对经济新常态,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     

经济转型的动力—“刘易斯拐点”出现

<正>一、"民工荒"凸显"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1."刘易斯拐点"往往先于"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的概念极易混淆,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刘易斯拐点是讲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实际工资不会上涨。直到工业化将剩余劳动力吸纳干净,此时若要继续吸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中期展望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当前及中期我们对外将面临国际经济环境趋紧、市场需求不足、供给竞争加剧等挑战,对内将面对增速放缓、红利减弱、要素成本上升等现实约束的不断强化。在此种情形下,如何应对?宏观、微观层面应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思想上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同时,建立足够的信心,要积极审慎地制定发展目标、推动改革、创造新的改革红利,强调市场主导型调控和依法治理。     

马光远:化风险为机遇

目前的经济形势,恰好给了中国经济一次彻底改变结构性问题、去泡沫化去房产化的机会。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系列宏观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经济整体下行的压力贯穿全年,很多指标更是创下近年来最差的表现。由于对中国人口红利、资源和环境红利的过度依赖,企业创新不足和核心竟争力缺失的问题愈加突出。     

新供给经济增长理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表现的解读与展望

现实情况下,潜在经济增长率由恢复性增长因素、学习性增长因素和领先性增长因素混合构成。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实现率由软性制度、强制制度和契约制度三层制度因素决定。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通过适当的制度变迁和制度供给,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和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实现率。本文提出新供给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侧重供给侧的制度供给,从供给侧研究供求均衡问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并以此测算了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因为实施了解放供给约束、推动供给创新的制度变迁。如果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进一步释放以企业为主体的供给侧活力,以制度供给进一步创造制度红利,将人口红利升级为智力红利,中国的经济就能从学习型进步提升到领先型进步,就能为人类文明与科技进步继续做出贡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口红利将成“最后的晚餐”

<正>很长时间,中国企业利用中国人口红利的优势动辄就掉入"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A380"这一市场交换怪圈,拼尽力气耗尽资源去赚那微小的利润。但从现在开始,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渐衰,中国企业近30年来享有的人口红利蛋糕将成"最后的晚餐"。权威资料显示,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个世纪60年代开始高速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增长相对放缓,到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     

基于消费-收入生命周期的中国人口红利测算及国际比较

以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与NTA 消费水平和劳动力收入数据为样本,测算中国人口红利的起止期,比较美国、日本、韩国、法国与澳大利亚等代表性国家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与人口红利消散后的经济增长。结果显示,在人口红利消散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时代。中国在人口红利消失后同样面临有效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需调整人口政策与劳动保障政策。     

美国二战后历次减税的政策影响及其启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研究

目前,中国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国际经济格局调整等一系列内因和外因的影响下,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供给侧改革成为了经济政策的重点。本文研究美国二战后历次减税的政策影响,通过历史经验得出对推进中国供给侧改革以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借鉴意义,从而可以作为我国制定国家政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从增长动力衰减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

在过去的三十年,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有三:一是高投资。二是高出口。三是"人口红利"。但未来十年,不论是投资和出口还是"人口红利",这三大动力都将出现衰减,中国经济将     

人口红利有条件可持续增长

人口红利有条件可持续增长是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下的必然结论,对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面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时代之问,为实现我国人口红利的可持续增长,进而支撑经济在战略机遇期内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应把握好四大关系:人口红利与教育结构的关系,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的关系,老龄人口与长寿经济的关系,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制定和实施八项政策对策,即人口政策解决总量问题,教育政策解决结构问题,老年政策解决存量问题,消费政策解决增量问题,投入政策解决质量问题,就业政策解决红利问题,科技政策解决动力问题,财政政策解决潜力问题.通过多个方面综合发力,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有条件可持续增长.     

我国人口红利拐点已经到来

人口红利与体制红利、全球化红利一起,被称为是推动中国经济三十年高增长的三大红利。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这个看似简单的数据却暗含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重大变革,预示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正式到来,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加入WTO二十年再出发

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周年. 回顾这段发展历史,可以看到,第一个十年,在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双重利好之下,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GDP总量逐渐赶超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工厂"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个十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全球化面临调整,中国经济面临多重约束,曾经的驱动力转变为未来增长的阻力,经济增速逐步放缓,挖掘中国经济新动能成为新议题.     

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以中国的人口红利及其兑现为例

关于中国近30年的经济腾飞,国内外学术界大多从体制改革、外资引进、技术模仿、中央集权等中国研究的常规范式进行解释。近些年,＂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将人口年龄结构这一关键变量引入对经济发展的考察之中。本文笔者在对＂人口红利＂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主要致力于利用建国以来的人口数据考察中国的人口转型以及人口红利的形成、演变过程;综述性分析了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指出了兑现＂人口红利＂的政策条件以及中国当前面临的就业困境。     

城镇化主导中国经济战略转型

城镇化将作为未来发展经济的抓手之抓手,主导中国经济战略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现了持续超高速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接近10%。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拐点,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外贸红利、环境红利等均已走到尽头。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     

传统企业的电商革命

中国经济创造的发展奇迹，主要依赖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全球化红利与制度红利正逐渐丧失，传统企业急需通过转型与变革追求新的增长点。电商会不会是下一个着力点？     

人口红利、投资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人口红利与投资的时空特征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正处于由少儿抚养比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期,而老年抚养比的大幅上升将加剧我国人口红利消逝。同时,少儿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及投资呈由东至西递增的态势,而老年抚养比则呈相反的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的全域莫兰指数分析显示人口红利与投资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局域分析则显示二者存在空间分布的异质性特征。     

新型城镇化的金融供需匹配路径探析——以福建省永春县为例

新型城镇化将带来金融服务需求的巨大变化,城镇化进程中需要探索市场化的金融需求与供给匹配机制。本文以福建省永春县为例,阐述永春县试点小城镇建设金融供给现状,分析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金融需求的变迁特征,并提出要充分利用"泉州金改"的政策红利和制度红利,积极探寻有效的金融需求与供给匹配方式和路径,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融资需求的满足率、覆盖率和满意率。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效应被夸大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下降通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由此人们会产生一些疑问,到底现在的人口转变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人口红利真的要消失了么？如果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的向下拉动作用会立刻显现么？本文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券商大看台

方正证券人口红利正在创造中国奇迹“人口红利”创造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奇迹,并正在创造中国奇迹,拥有大量最富生产性的人口可使经济增长获得额外的源泉,即“人口红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至1964年期间,美国的“婴儿潮”使其人口结构转变,带来了1960年至1980年的经济高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