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发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二元边际"。分组样本的估计还表明:(1)集聚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甚至不能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量;(2)集聚程度的提高既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又能提高他们的出口量,但是却只能扩大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量。     

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政府规制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对2001—2012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HS?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计算2001—2012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进一步分析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产量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对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相对产量对二元边际有负面影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随着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的逐步弱化,应加强对稀土产业的生产规制,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变;并积极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促进稀土产业的良性扩张。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以制度质量为视角,构建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影响的理论机制。同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针对理论机制的三个研究假说进行验证。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方法以及Heckman选择模型对理论机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业集聚通过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通过对不同行业类型、不同窗口期样本以及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计量检验发现,三种研究假说依然稳健。同时,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建设的制度质量视角的进一步讨论,再次验证了产业集聚通过制度质量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有重要影响。在对渠道进一步识别时发现,金融制度通过融资成本影响企业出口决策,教育制度通过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因此,产业集聚通过金融制度与教育制度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微观渠道是企业融资成本与企业创新活动。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中日双边贸易前景预测

利用2014—2018年HS-6分位贸易数据,计算中日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实证研究关税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以此预测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框架下的中日双边贸易前景。研究结论如下：一是中日双边贸易增长均主要依靠广延边际扩张,但2016年后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及比重波动下降;二是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对中日双边出口均有利,将提升中国出口集约边际即贸易规模与扩大日本出口广延边际即贸易产品种类,且对日本出口更为有利;三是FTA对中日制造业双边出口的影响与总体一致,补偿式技术创新机制在中国制造业中较为明显;四是FTA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均有集约边际的贸易效应,其中将给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带来巨大潜力,对日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有广延边际的贸易效应,对日本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有负向冲击。     

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根据新新贸易理论,应用Hummels和Klenow(2005)的二元边际分解方法考察了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情况,得出近年来文化产品出口的增长主要依赖于集约边际,而扩展边际的贡献率低。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为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研究结果显示,价格边际与数量边际对文化产品出口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反映了我国文化产品已从传统产品的"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在各类文化产品中,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和劳动力优势相结合的视觉艺术和手工艺品对文化产品出口的贡献最大,而具备我国文化特色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对出口的贡献率最低,最能代表国家软实力的书籍和报刊虽然对出口贡献有一定提升,但总体数量过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较低。     

中国水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影响因素分析

从"新新贸易理论"视角出发,利用2000—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各类因素在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固定成本既不利于集约边际也不利于扩展边际的扩张,可变成本的上升仅对集约边际产生影响,市场规模则有利于中国水产品出口集约边际.另外,进口程序复杂化、汇率制度改革和出口目的地非关税壁垒措施的采取对中国水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各组成部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汇率带来的影响则较弱.     

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再测算——基于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型产品贸易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5~2011年中国产品出口SITC五位编码数据,测算了二元边际对中国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所有类别产品的出口增长都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并且对其越来越依赖。其中,集约边际贡献最大的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最小的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在此基础上,对各类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国经济规模越大,无论对于中国出口的现有产品和新产品都有更多的需求,但对于前者需求强度更大;同时,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各类出口产品都更趋向于单一化而不是多样化。     

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简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发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二元边际”。分组样本的估计还表明：（1）集聚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甚至不能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量;（2）集聚程度的提高既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又能提高他们的出口量,但是却只能扩大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量。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出口?——基于中国高技术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以关税衡量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研究国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市场、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以及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但对出口集约边际起到抑制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加工贸易企业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进一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出口的差异性影响以及内在影响机制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中国应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推动全球经贸环境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在理论分析和基本事实描述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等9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一国出口企业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扩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出口企业集约边际的扩张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而出口企业扩展边际对产业结构变动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这说明,积极推动现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有利于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于维持出口贸易的平稳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出口退税、贸易方式与企业出口行为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若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市场中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企业数量和出口数量均会较少,而且一般贸易减少得更多。将2004年1月1日我国下调部分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这一事件作为外生政策冲击,使用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降低出口退税率显著地减少了产品的出口数量,这种抑制作用对一般贸易影响更大,而对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小;出口退税对出口的调控作用主要通过对一般贸易集约边际的影响来实现;降低出口退税率对私营企业、贸易中间商以及低效率企业一般贸易的影响更加明显;降低出口退税率将使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出口金额下降。应有步骤、合理地确定出口退税的产品范围和退税率,对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采取不同的退税政策,并实施更加中性的出口退税政策。     

国际知识溢出对中国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FDI渠道、进口贸易渠道与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主要通过FDI渠道和进口贸易渠道实现,并受技术吸收能力的调节。利用2009—2017年中国20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知识溢出和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对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从工业全行业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看,FDI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产出有负向影响,两种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均随着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强而增强;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看,两种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都不理想,而且进口贸易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随着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加而减弱。一方面,应鼓励和支持内资企业加大R&D和新产品开发投入,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更好地利用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应加快对外开放的转型升级,加大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FDI引入,为国际知识溢出创造更多机会和更好环境,进而有效促进内资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产出的高质量提升。     

江西产业内贸易研究

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逐渐提高,其中标志着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总额近几年更是不断上升。这表明,中国各高技术产业领域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已发生变化,而且产业内贸易程度高、行业间联系密切等特征日益凸现,江西省在此大好形势下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有效地承接沿海工业的转移和产业内贸易的升级,但其中隐存着问题,如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传统优势丧失等。通过对江西各进出口产品的测算,从整体和行业上进行分析,江西在贸易中的地位和发展的方向清晰可见。     

推进我国加工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考

作为我国对外贸易最主要的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的持续发展有其客观必要性和战略意义。鉴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中存在问题 ,笔者认为 ,应深入推进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替代、出口加工工业区的建设 ,以实现我国加工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非关税壁垒对外贸的双重影响

非关税壁垒对中国企业的外贸既有不良影响，又有积极影响。非关税壁垒使得中国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各种壁垒的限制，使得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同时，非关税壁垒又促使中国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高管理水平，提升产业和产品结构，进行企业之间的联合和协作，改善生态环境，走内涵武的发展道路。加强对国际市场的调查和研究，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为改善其未来的外贸出口局面，扩大更大赢利空间创造了条件。     

我国出口企业集聚与贸易二元扩张

基于我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出口贸易二元扩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异质性理论对微观企业二元边际的分解模式,创新性地将企业集聚因素纳入基础模型;运用30个制造业出口企业1999～2007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出口企业不同集聚形式(专业化和多样化)对贸易二元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企业集聚总体上有利于贸易二元扩张,而集聚专业化经济具有促进内延边际扩张的作用,多样化经济则更加促进外延边际扩张;同时还发现内资出口企业集聚促进外延边际扩张,而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更有利于内延边际扩张。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应加强对出口集聚区的产业引导,发挥集聚经济的地方特色,通过专业化经济和多元化经济的双重"集聚优势"来赢得我国出口二元边际扩张的双重"贸易优势"。     

技术外生下贸易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关系,作为经济结构的贸易结构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正的规模效应,另一个是负的比重效应,产生负的比重效应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因此应调整贸易结构,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     

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的数据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使得环境规制成为必然,而相关研究并未就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得出一致的结论。基于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的设定,立足于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贸易影响的结果表明:中国与美、欧、日的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存在稳定的负相关性。美、欧、日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污染密集型行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使我国承担了更多的环境成本。     

技术贸易壁垒及对策研究

随着传统贸易壁垒受到约束，发达国家纷纷寻求新贸易壁垒对产业实行保护，以技术贸易壁垒为核心的新贸易壁垒正在成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主体。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频繁遭受发达国家技术壁垒限制，损失惨重。因此，对技术贸易壁垒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分析我国受到技术壁垒限制的原因、特点，并指出应对策略，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