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广东内资投资挤出、挤入效应的分析

本文通过借助EVIEWS5．1计量软件,结合Agosin（2000）总投资模型进行了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建立了动态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得出长期内FDI挤出了广东内资投资的结论,针对广东FDI存在的状况,提出规避FDI挤出广东国内投资的一些措施,试图为广东合理引进FDI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以促进FDI和国内资本协调促进经济增长。     

FDI对长三角地区国内投资挤出效应的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从资本数量上来论证FDI已经挤出了长三角地区的国内投资,已经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负面效应     

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时空差异?——对西部地区不同时段和区域的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受FDI流入特点和东道国自身状况的影响,因而会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实证分析表明：1999—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FDI对于国内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其中,1999—2004年影响并不显著,而在2005—2010年表现出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的不同区域,“经济圈”地区和西南地区有挤入效应,而“非经济圈”地区和西北地区表现出中性效应。西部地区应该继续加大对外资的引入力度,尤其应提升“非经济圈”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产业配套能力,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促进外资的技术溢出。     

政府财政收支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挤入效应

分析了1978~2008年我国29个省(市)政府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了政府支出规模、税负水平以及债务融资对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影响,以期评价财政政策在宏观需求管理中的有效性。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消费性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而税负和债务融资占用了居民可支配的消费资源,降低了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从而减弱了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和扩大内需上的乘数效应。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文章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以全国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为研究单位,运用面板VAR模型动态分析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并且中西部地区的挤入效果比东部地区强.同时民间投资相比政府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对我国社会性支出的挤出挤入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了对外开放度对我国民生建设中社会性支出的挤出挤入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及沿海地区,贸易开放对社会性支出存在挤出效应,而金融开放对内陆地区存在挤入效应。社会性支出主要由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三项构成,分项研究表明,对外开放对三者的作用也存在差异。为了加快我国民生建设,需要有计划地增加财政社会性支出资金,在提高社会性支出资金利用效率的同时提高内陆地区的开放水平,以增强经济基础。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技术差距视角下的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通过将Barro和Martin的领导者-追随者模型扩展至包含外商投资部门,构建了技术差距对FDI溢出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得出如下结论: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即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对于存在不同程度技术差距的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FDI溢出效应的作用不同;当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会产生更显著的技术溢出,反而由于东道国企业难以吸收而抑制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     

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限模型检验

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门限模型,从金融发展与多维度吸收能力视角实证检验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金融发展和吸收能力门槛效应。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经济发展3个维度的吸收能力均存在最低门槛,小于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跨越门槛后,呈正向FDI技术溢出,FDI技术溢出随着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增强。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最低门槛值,小于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越过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为正;而金融发展超过某一临界值时,FDI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会由正变得不显著。     

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挤出还是挤入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是经济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为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关注.本文从平稳实际变量系统和非平稳名义变量系统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中国政府支出挤出还是挤入居民消费.基于OLS、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结果一致表明：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中国的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都具有挤出效应,二者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挤出效应会导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正在逐步由投资转向消费,这一转变趋势客观要求财政政策应适度而行.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1993—2007年常州市FDI、国内投资以及GDP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利用Panel Data模型,对常州市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常州市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     

中国O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挤出还是挤入

迅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国民经济16个产业的动态面板数据,通过系统GMM方法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是挤出还是挤入了国内投资,以及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本身会挤出国内投资,高效的金融市场和发达的产品市场可以削弱这种挤出效应,其中产品市场的作用尤为重要;当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动国内出口或者转移过剩产能时,会挤入国内投资,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多地挤出了国内投资;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净效应依然为挤出效应,因此,适宜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政策以及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发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作用的重要基础。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分类分析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在对涉及输入型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把制造业27个行业根据OECD标准按技术含量分为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及低技术四组取样,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组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确实存在,而且技术外溢效应容易发生在技术含量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中：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对溢出存在负面影响,但这一负面影响会随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减弱。     

FDI对我国内资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基于创新过程的视角

目前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先导产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2005—201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15个子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从技术创新过程的角度分析了FDI对我国内资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内资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技术开发阶段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在技术应用阶段的促进作用;研发经费、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规模也都对内资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研发人员在技术开发阶段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在技术应用阶段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针对相关结论,本文分析了原因,并得出了一些政策启示。     

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有重要推动作用,FDI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区别。采用2005—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和自主研发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的溢出效应不显著;政府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都不显著,研发资本支出的利用效率较低。提高内资企业研发资本利用效率和研发人员素质有利于增强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FDI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研究——以浙江为例

内源型产业集群、嵌入型产业集群是浙江产业集群的两种主要形式。两种不同形式中存在着不同的FDI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由此也导致了产业集群升级途径的不同。该文在分析FDI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的基础上,阐述了两类产业集群技术升级途径及所面临的问题,并对今后的引资工作和产业集群提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对辽宁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FDI作为一种国际经营资源，已经成为促进辽宁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辽宁制造业在利用FDI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注重其货币功能，忽视了其对技术进步的功效和作用。虽然利用FDI的同时，使辽宁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得以提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起到了推进辽宁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本文在分析了辽宁制造业现状及其利用外资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FDI对辽宁制造业技术外溢效应，从而提出了利用FDI促进辽宁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对策建议。     

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广西为例

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主要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以及R&D等因素的影响。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这些影响。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及R&D对技术外溢吸收能力发挥着正向影响作用,而对外开放程度则相反。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幼稚产业保护,加大R&D投入。     

政府投资能否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新常态下,政府投资是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手段.文章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并对政府投资内涵进行了重新定义.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框架下各种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各种投资之间的“挤入”“挤出”关系进行理论分析,进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认为,政府投资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不同类型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不同;不同类型投资间存在“挤入”“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