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双边投资条约实践中如何坚持经济主权

双边投资条约（ＢＩＴｓ）是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签订的保护私人投资关系的协定。双边投资条约的签订有助于改善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大量流入。但盈利是资本的天性，外资免不了东道国的经济主权发生摩擦和冲突。如何解决瞎一问题？本文以中国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国际投资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对WTO法律体系的挑战

近些年,投资条约仲裁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投资者当作强有力的工具用来挑战广泛的东道国管理措施。本文以Philip Morris公司与澳大利亚和乌拉圭的投资仲裁为例,探讨了东道国对WTO法律的违反构成对FET标准的违反的可能性;分析了WTO和投资仲裁间的管辖权重叠或管辖权冲突可能会导致WTO法律体系碎片化的风险;通过考察BIT背景下投资保护与其他国际条约相关条款,指出WTO成员应发展更有效的规则以防止WTO法的整体性在投资条约中遭受来自投资者的过度干涉。     

晚近国际双边投资条约的发展与变动论纲

晚近国际双边投资条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总体变化特征是调整对象日益专门化、投资保护标准日益提高、争议解决方法日益多样化等.伴随着这些特点的出现,东道国对外资的管辖权也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本文主要阐述晚近国际双边投资条约的一些显著变化动态.     

投资条约仲裁对“国际商事仲裁”之借鉴与改革

投资条约仲裁是以国际商事仲裁为模板建立的,其不仅在具体规则中体现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特性,同时其实践中无不体现"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取向。投资条约仲裁在争端主体、争议事项、仲裁庭管辖权之基础等多方面存在特殊性。为避免投资条约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秘密性"等原则相冲突,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开始了改革投资条约仲裁的努力,这些努力可以视为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起来。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新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最惠国待遇条款在国际投资协定里十分流行,但是它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在基本涵义一致的情况下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表述和适用范围在国际投资条约里各有差异和变化.对于具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要结合国际投资条约的具体条款,运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条约解释规则加以解释,才能够准确把握和恰当适用之.     

论国际投资条约价值多元化之发展趋势

国际投资条约传统上仅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投资者利益保护为价值取向,晚近随着国际社会的演变,开始逐渐关注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非投资价值的保护。这一趋势既表现为国际投资条约内容上的发展变化,也在当代国际投资仲裁案例实践中有所体现。国际投资条约价值多元化之发展趋势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资本流动方向趋于多样化、全球治理议题的兴起等多方面原因。国际投资条约的未来发展,应当是在促进投资自由化的同时,逐步实现投资者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三者之间的协调统一。中国应在BIT缔约谈判中转变立场、关注多元价值平衡,同时应注重引导"走出去"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美国最新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的发展述评

2004年11月美国推出最新双边投资条约范本。此次范本不仅在实体部分将传统上双边投资条约没有的环保、劳工以及金融服务等纳入,使将来双边投资条约调整的范围更加广泛;而且在争端解决程序部分,不惜大量笔墨。为投资者提供了一套更具可操作性的权利救济程序,同时也对投资者可能滥用诉讼权利作了防范。     

BIT与中国外资立法关于投资概念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在多边投资条约破产的情况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促进国际投资的自由流动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投资定义的宽窄程度将直接影响国际投资条约适用范围的大小,本文专门讨论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对投资的定义,通过对不同的投资定义的分析,结合我国外资立法的具体规定,分析我国签订的BIT与外资立法中存在的法律冲突问题,以籍对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提出一定的参考意见。     

BIT与中国外资立法关于投资概念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在多边投资条约破产的情况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促进国际投资的自由流动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投资"定义的宽窄程度将直接影响国际投资条约适用范围的大小,本文专门讨论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对"投资"的定义,通过对不同的"投资"定义的分析,结合我国外资立法的具体规定,分析我国签订的BIT与外资立法中存在的法律冲突问题,以籍对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提出一定的参考意见.     

BIT与中国外资立法关于投资概念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在多边投资条约破产的情况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促进国际投资的自由流动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投资"定è义的宽窄程度将直接影响国际投资条约适用范围的大小,本文专门讨论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对"投资"的定义,通过对不同的"投资"定义的分析,结合我国外资立法的具体规定,分析我国签订的BIT与外资立法中存在的法律冲突问题,以籍对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提出一定的参考意见.     

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反请求规则适用问题

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中出现的东道国反请求案件,实际上反映了ISDS机制中存在偏向投资者与争议双方利益失衡问题。东道国在投资仲裁中的反请求权,不仅体现了程序公平与利益平衡原则,也起到制约投资者滥诉行为的作用。实践中,仲裁庭对反请求管辖权及可受理性的判断认定过于严苛,使东道国反请求难以得到支持。对反请求的管辖权与可受理性问题,仲裁庭也面临反请求规则的适用标准如何确定以及ICSID公约与投资条约的适用关系如何处理的难题。同时,合同反请求与条约本请求的关系与影响,也是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反请求规则适用问题是从公约标准、条约规定、东道国法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分析,以确定三者的适用关系。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反请求管辖中的"双方同意"与"关联性"要求,二是事实关联性与法律关联性的关系分析。在关联性要求方面,反请求可能因不符法律关联性要求而被驳回,除非东道国能证明其所依据国内法规定与投资条约内容有实质关联。投资合同义务与投资条约义务之间关系足以构成反请求的事实关联性,而法律关联性应当结合事实关联性加以判断而非独立的必备条件。     

WTO影响下的劳工标准争端问题研究

WTO影响下的劳工标准问题,一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议的焦点之一,极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讨论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早作准备,深入研究.中国应根据相关的国际公约要求,修改和完善现行劳动立法.     

析RTAs协定中有关投资规则的法律问题——以中国为例

区域贸易协定(RTAs)中投资规则的形成既与区域经济组织和集团的兴起相辅相成,也与国际投资的多边、双边条约的发展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规则新动向.我国从一个单纯的外资输入国变成了既有外资输入也有资本输出国情,使我国在签订RTAs投资协定时,应该把握对于投资规则中投资自由化价值取向,投资协定的模式,以及以投资自由化价值取向的深度规则的确立.以此来维护国家利益.     

论统一的国际投资条约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国际直接投资已与国际贸易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两架马车。但与日益健全的WTO多边贸易体制相比，投资的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至今未达成全面、综合的多边投资协议。在现今多层次、多方位的国际投资法制体系中，有必要总结现有探索成果和经验，探寻达成统一国际多边投资协定的有效路径。     

从TRIMS到MAI:比较和分析

投资自由化的快速发展提出了建立完善的投资管理体制的要求 ,WTO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 ,OECD也力图达成《多边投资协议》(MAI) ,总的来看 ,《多边投资协议》的谈判文本比《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起点要高很多。旨在统一全球投资规则的多边化倾向已经深入人心 ,无论是首先在OECD国家内部还是在WTO主导下完成统一的全球投资规则 ,这一行动必将持续下去并最终会获得成功     

CEPA框架下香港对内地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

使用引力模型,利用内地七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CEPA框架下香港对内地的直接投资.结果表明,CEPA签署以后并没有促进内地吸引港资,但促进了香港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香港对内地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成本,随着内地廉价劳动力的减少,对港资的吸引力减弱,港资更愿意投资本地附加值高的产业.内地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应鼓励创新,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     

中外税收协定引入仲裁条款之法律构想

传统的相互协商程序是目前中外税收协定争议解决的唯一方法,但是这一方法存在一定的弊端。为了弥补传统相互协商程序的缺陷,国际税收仲裁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目前OECD税收协定范本中的仲裁条款、欧盟仲裁公约、国际商会的仲裁标准条款反映了国际税收仲裁的最新发展。我国在进一步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有必要在税收协定中引入仲裁条款,以更好解决税收协定争议。为了维护国家税收主权,中外税收协定中的仲裁应该是一种“补充性”的争议解决方法．应该采用强制性仲裁的方式,应该赋予纳税人一定程度参与仲裁的权利,国际税收仲裁裁决只应在纳税人同意接受后才对缔约国主管当局有约束力。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管理模式及其投资政策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管理模式和当前的投资政策,得出了一些重要的启示: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可以兼顾多个目标,但必须以保值增值为基本;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集中管理模式所取得的成绩说明,个人账户和基金制并不必然同分散化管理联系在一起,而且,在特定情况下社会保障基金的集中管理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论条约的适用

在国内如何适用国际条约属一国国内事务，当今条约关系愈益复杂，我国应视其不同而相应采取纳入和转化这两种方式，但应更多地采用转化方式适用条约；条约的地位因其类别不同，并不必然优于国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