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地农户亲环境行为采纳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测土配方施肥为例

[目的]面对日益突出的农业面源污染及耕地质量下降问题,乡村旅游地的地域生态优势对于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积极引导农户采用亲环境行为已成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方法]文章基于江西省婺源县317份调研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亲环境行为的意愿作为研究主体,并分析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1)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采纳意愿较高。(2)农户个体特征中农户年龄;家庭禀赋中家庭总人口变量;认知特征中推行必要性、风险认知、技术认知变量;社会网络中种植大户、乡村精英及合作社变量;外部环境因素中政府技术支持、市场价格及游客交流均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采纳意愿有显著影响。[结论]应积极推动乡村旅游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对农户进行技能培训,积极培育年轻一代农户对提高农户亲环境行为采纳意愿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旅游内生发展框架下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策略

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依托农户内在源动力可促进乡村旅游产业长效发展,最大可能为农户带来受益,改善农户自身生计状态,并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造条件。乡村旅游开发及发展过程中要鼓励农村社区参与、促进农民增收,在发展中制定合理机制、保证当地农户充分参与,最终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及实际生活水平的提升。乡村旅游内生发展框架下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需要引导乡村内生发展路径,持续改善旅游发展环境树立正确营销理念,拓宽营销渠道,增强农户抗风险能力,发挥农村集体资产优势。     

基于扎根理论的可持续旅游生计策略影响因素研究

生计可持续性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旅游发展是农户生计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引用扎根理论,对广东省丹霞山4村128户参与旅游的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分析农户选择旅游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对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发现农户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家庭的认知,是家庭选择可持续旅游生计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外部环境的认知包括旅游环境、政府、景区及社区;内部家庭认知包括自身能力、意愿及约束。通过理论回嵌,提出基于认知分析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认知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起漏斗作用,将外部和内部家庭的客观环境通过认知的过滤后,农户进行生计策略决策,从而产生生计结果。最后,提出优化农户认知方式,提高农户认知能力以及改善农户约束条件等建议,以有效保护与开发世界遗产,更好地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全域旅游开发实证研究——以南昌南矶乡为例

[目的]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内涵,文章从全域旅游视角研究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以期为乡村全域旅游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方法]通过实地考察和资料查阅法,了解南矶旅游开发及社区参与的现状,结合实证分析法,构建基于社区参与的南矶乡村全域旅游开发模式。[结果](1)目前南矶乡村旅游尚处于发展初期,当地居民对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比较强烈,但参与的水平与能力都较低,湿地资源作为当地社区福祉的根本同时也是主要的旅游吸引物,当地旅游开发应将社区作为核心利益群体;(2)提出政府、保护区、旅游发展协会、旅游企业和当地社区“五位一体”的社区参与式乡村全域旅游开发模式,并从旅游功能分区、旅游开发经营、产品开发、收益分配和环境保护等5个方面重点论述了该模式的实施途径,以形成以股份合作制为主、社区居民自发旅游和乡村旅游创客等多种旅游开发经营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推出融湿地生态旅游和乡村旅游的产品体系。[结论]该文所构建的乡村全域旅游开发模式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实质性要素,强调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和社会共建共享,并兼顾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这将有利于全方位盘活社区资源和带动当地居民就业增收,实现旅游业与社区共生发展,因此这种开发模式比较适合于那些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而旅游业尚处于发展初期且位于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的乡村地区进行旅游发展。     

旅游扶贫政策引导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在广大农村地区,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农户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而在乡村旅游中,农户是最直接的承担者,农户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农户的生计问题息息相关,所以,以乡村旅游为背景,评估农户的生计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本文以乡村旅游的概念以及可持续的生计为基础,梳理了国内外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现状,主要探讨了生计策略以及生计资产,并且在乡村旅游理论的应用上,总结了与可持续生计相关的众多研究,希望在未来对农户生计问题的研究上提供参考意义。     

乡村旅游经营者参与网络营销的意愿及行为研究*——基于广西融水、阳朔的调查数据

[目的]在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营销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经营者参与网络营销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将有助于乡村旅游产品的营销方式与信息化时代结合,从而推动乡村旅游、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以广西融水、阳朔乡村旅游区的179名乡村旅游经营者的调查数据为例,采用双槛模型对乡村旅游经营者参与网络营销的意愿及行为进行分析。[结果](1)文化程度、收入水平、风险类型、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乡村旅游经营者参与网络营销的意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家庭人口数量、户主年龄对乡村旅游经营者参与网络营销的意愿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乡村旅游经营者参与网络营销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通过参与意愿对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参与行为产生0. 439的正向中介效应。[结论]村旅游经营者的网络营销参与意愿一般,受到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3个变量的影响,而且是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3个变量直接通过参与意愿变量,对参与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参与意愿充当中介变量作用)。     

自然保护区与农户生计抉择：基于风险感知视角

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抉择对推动保护区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改善农户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以辽宁省6个自然保护区周边980个农户生计抉择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Mixed Logit模型,实证探究自然保护区政策对周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保护区周边农户风险感知在自然保护区对农户生计抉择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自然保护区政策使得周边农户由务农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转变,影响系数分别为1.22、1.42,稳健性检验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2）自然保护区通过影响周边农户风险感知间接影响农户生计抉择;（3）相对于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周边农户非农生计抉择影响更明显;（4）相较于男性户主,自然保护区对女性户主的非农生计抉择影响更明显。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风险感知理论,构建了“自然保护区-风险感知-农户生计抉择”的分析框架,丰富了自然保护区对周边农户生计抉择的作用机理,为协调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启示：一是应完善自然保护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生态服务产业发展。二是鼓励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等...     

乡村旅游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及经济效益研究——以常熟市蒋巷村为例

[目的]通过研究乡村旅游对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拉动作用,为提高乡村旅游经济效益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文章采用实地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以常熟市蒋巷村为例对其乡村旅游用地效率及经济效益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蒋巷村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后,超过70%的农户将自家耕地出租给他人或以入股的形式加入集体或公司从事旅游开发,以租赁费和分红的形式获得报酬。在本村内先后建成了新村别墅、农业生态旅游观光园、蒋巷工业园、生态种养园、村民新家园、农民蔬菜园、无公害优质粮油基地的分布格局,使绝大多数农民由原本单一的种植业转型为种植业、养殖业和林果业三者相结合的模式,这也使绝大多数农民的家庭收入和土地收入成倍增加。全村70%以上的家庭中旅游业收入占到家庭总收入的40%~60%。乡村旅游业为村民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生态效益进一步扩大,村民的幸福感和土地收益满意度大幅度提升。该村超过90%的农户加入了"社区+公司+农户"的旅游发展模式,通过联合各家农户进行公司的创立,并配套完善的生活与旅游为一体的社区服务体系,以此形成了健全的旅游市场运行机制。[结论]发展乡村旅游后,农村土地的经营方式得到彻底改善,旅游带动和加速了农村土地流转,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收益,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RHB战略在农村旅游中的开发模式及可持续发展的探讨

乡村旅游目前已经是中国旅游业中长期发展的鲜明主题。本文提出乡村旅游发展的RHB战略思想,从生态、社会、经济角度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凭借、人员参与、效益实现进行分析,探讨RHB战略在农村旅游中的开发模式及可持续发展的探讨。     

乡村旅游开发前后农户生计变化研究

近年来,乡村旅游已逐渐成为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兴产业,对于推动农村产业升级,改善农户生计方式及生活水平,提升农户生活质量,传承保护古村落文化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山西省碛口镇镇区、西湾村及李家山村居住的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性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剖析乡村旅游开发前后当地农户生计的差异。     

乡村旅游开发下农户生计适应变化与影响机理研究*——以延安市乡村旅游为例

［目的］以延安市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适应性理论,分析农户在乡村旅游扰动下的适应策略与适应模式,定量测度不同适应模式农户的适应结果。厘清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提出促进农户及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方法］通过参与性农户评估法及二元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1）旅游开发造成案例地农户自然资本丧失,失地农户由务农或务工为主的单一适应方式向兼业型与非农型转变,分化为4种不同类型的农户,且各类农户在各描述指标方面差异显著。（2）农户的生计资本衡量3个社区旅游开发后的适应结果,生计资本普遍较低且内部各维度差异明显。对比4类农户适应结果可得：复合生计型>务工主导型>旅游服务型>社会保障型。（3）通过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当下适应结果对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影响农户选择意愿,其中可借款人数是最关键的影响变量。［结论］农户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生计动态适应的影响机制为旅游开发及基于此补偿制度是农户现在生计适应活动的外部起因,按照适应类型以及收入比重,分化为4种模式农户; 现行生计适应策略使农户适应结果迥异,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结构差异显著,这种差异是农户未来生计选择的直接动因; 3个社区不同类型的旅游开发模式是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分异的推动力量。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目的]研究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以熵值法与变异系数法综合确定指标权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19年青岛市城郊4区3市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空间布局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1）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呈现波动增长。（2）从时空分异特征来看,2010年各区市多呈失调状态,2015年以中级协调为主,2019年黄岛区实现优质协调,其他区市达到良好协调状态。（3）单一影响因子分析显示人口密度对2010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状态解释力最强,乡村旅游景点密度对2015年、2019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状态解释力最强。（4）因子交互影响分析表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论]各地区应着力于发挥乡村旅游资源要素集聚的推动力,培育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实现资源合理开发与持续利用;聚焦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     

农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阶段农户参与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博弈论视角

[目的]探寻农户参与农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阶段的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农户有效参与农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通过构建农户和地方政府的完全信息动态合作博弈模型,基于有序Probit模型,对农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阶段的农户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水平在0.0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且回归系数为正;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地块面积以及地块数量等4个因素中仅有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表现出对参与意愿的显著影响,以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农户对已实施农地整治项目的满意程度对农户参与程度具有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在1%的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说明农户对已实施农地整治项目的满意程度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参与程度;农村是否成立农村合作组织和地方政府部门鼓励农户参与农地整治项目的程度等因素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个因素均以1%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说明成立农村合作组织能有效促进农户参与规划设计阶段的程度。[结论]农户参与农地整治规划设计阶段的参与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与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农户对已实施农地整治项目的满意程度、村庄是否成立农民合作组织以及地方政府部门是否鼓励农户参与农地整治项目等因素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

[目的]尽管2020年后我国已经全面脱贫,但脱贫农户仍然面临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生计风险冲击,非常容易再次掉入贫困陷阱。识别与评估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为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实证依据,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768户脱贫农户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运用ESI为综合评价指数,识别与评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果]（1）样本区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最大、家庭规模最小、劳动力数量最少、受教育程度相对最低;非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家庭规模最大;纯农型脱贫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最多,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最高。（2）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的生计风险总值依次是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型,呈现出兼业程度越高,生计风险越小的特征;纯农型是所有类型脱贫农户中最脆弱的群体,生计风险和返贫风险都最大。[结论]当地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帮助脱贫农户增强非农生计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完善农业生产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外部基础设施环境,引导脱贫农户寻求适合自身资源的产业发展方式,提高其兼业水平和兼业质量...     

湖北省乡村旅游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目的]构建湖北省乡村旅游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以期为湖北省乡村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方法]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湖北省六大乡村旅游发展热点片区的生态环境破坏情况、生态补偿主体、生态补偿的方式展开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研究构建湖北省乡村旅游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结果]恩施地区生态环境破坏较严重的是生物环境,其他区域破坏较严重的均是当地的水环境。武汉、宜昌、恩施和鄂东乡村旅游区的生态补偿主体偏向于乡村旅游开发经营者,而鄂西北和江汉平原乡村旅游区的生态补偿主体偏向于游客,当地居民充当补偿主体的比例普遍偏低。武汉和江汉平原以政策补偿为主,宜昌和恩施地区以资金补偿为主,鄂东和鄂西北以物质补偿为主。[结论]湖北省六大乡村旅游发展区域生态环境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调查的基础上构建以乡村旅游开发经营者及游客为主的补偿主体和以乡村生态环境为补偿客体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该补偿机制在不同区域存在主客体和补偿方式选择的差异,这主要与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基础和方式有关。     

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洱海流域上游调查分析

[目的]农户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治理流域的面源污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高效利用洱海流域土地资源,急需探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主要影响因素。[方法]基于云南省大理州395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参与洱海流域土地转出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1)49.87%的农户愿意参与洱海流域上游的土地转出,高出全国17.8%的土地转出比例,且越年轻或越年长的农户越愿意流转土地;(2)户主的年龄、对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的危害认知和对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态度3个因素对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影响非常显著(P0.01)且呈正相关。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农户对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态度农户对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的危害认知户主的年龄;(3)性别、户主学历、家庭年收入、非农业收入、务农劳动力、耕地规模和有机肥使用情况等变量对农户的土地流转。[结论]最终提出有利于洱海流域上游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农业政策建议。     

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

[目的]通过对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研究,以期对重庆市的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乡村旅游环境质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和乡村旅游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成评价准则层,向下分20个具体指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系统分析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结果]在评价准则层中,四个部分的权重分布为乡村旅游环境质量(0.465 8)乡村旅游资源开发(0.277 1)乡村旅游社会发展(0.161 1)乡村旅游经济发展(0.096 0);指标层权重处于第一层次的有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0.377 0)、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0.370 8)、乡村旅游扶贫效应(0.350 2)和乡村绿化率(0.326 5)。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综合得分为83.50,为2级水平。[结论]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在环境质量、开发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上较为均衡,且有较大提升空间,应重点加强四个部分的协调发展,以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环境和资源开发的优化;交通开发难度较大和整体经济发展与旅游业发展的不平衡成为制约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强乡村旅游的投资力度,吸引优秀人才,提高旅游就业率成为重庆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与参与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项目不同,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有更大的自主性,因此在"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背景下,加强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探究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意愿,并识别出影响因素,寻求提高农户市场化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发力点。[方法]文章基于贵州省仁怀市208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业经营特征和农户行为态度四个方面研究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整体较高,81.25%的农户表示愿意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家庭务农人数越多、家中有村干部、平地数量越多、坡地数量越少、对坡耕地经济收益越不满意、认为水质下降对作物产量影响越严重、越认同参与生态补偿可获得荣誉感的农户,越愿意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结论]增强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保障和提高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后的经济收益;降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增强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的荣誉感和参与感。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流域生态治理行为的影响:以黑河流域为例

本文以黑河流域为例,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利用双栏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流域生态治理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黑河流域农户流域生态治理的支付意愿水平为187.48~226.15元/年;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强连接网络对农户流域生态治理参与程度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般信任中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能够显著促进农户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显著抑制农户流域生态治理参与程度,特殊信任对农户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女性相比,户主为男性的农户具有较强的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     

农户农地生态功能供给行为研究*——基于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

[目的]农户作为农地的直接利用者和管理者,对农地生态功能的供给行为直接决定农地能否可持续利用。文章探讨影响农户生态功能供给行为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提供参考。[方法]利用武汉市蔡甸区37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以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将农户对农地生态功能的认知分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3个维度,运用多因素斜交模型分析3个维度间的交互作用,运用二阶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的生态功能认知对农户参与生态功能供给意愿和行为的影响效应。[结果]行为规范、主观态度、知觉行为规范3个维度的认知之间相互作用显著;农户对生态功能的认知是农地生态功能供给行为产生的基础,通过正向影响农户对农地生态功能供给意愿进而促使供给行为发生。[结论]宣传农地生态功能,营造积极社会压力氛围,并为农户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培训,激发农户参与农地生态功能供给行为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