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基于教育层级与门槛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公共教育投入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率,是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文章采用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教育层级以及门槛效应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教育层级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中等职业教育公共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最大;各个层级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同时大部分地区公共教育投入均未突破门槛值和达到"拐点";公共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因此,有必要优化不同教育层级之间的投入,并适度扩大职业教育投入,同时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以“两山”重要思想引领丘陵山区减贫与发展

我国丘陵山区地域广阔,也是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丘陵山区减贫与发展意义重大,但又具有复杂性,需要兼顾贫困减缓和资源保护。本文通过相关文献回顾与梳理,对丘陵山区的贫困原因、减贫潜力、国际相关减贫经验进行了总结。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重要思想精髓,提出了我国丘陵山区的减贫与发展思路:强化"绿水青山"多元化保护机制,创新"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体制机制,发展"绿水青山"内生性和外生性产业,引导贫困人口"共创、共享、共富"。     

城乡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四川省数据的分析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农村的人才、资本等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差距不断加大,农村贫困地区陷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产生了区域性贫困等社会问题。伴随着国家战略的不断调整与逐步深化,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逐渐得到改善,我国在向着城乡全面融合目标不断发展的同时,减贫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减贫实践来看,贫困地区的脱贫离不开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本研究以四川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城乡融合与减贫的关系,以及城乡融合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减贫存在协同效应,城乡融合发展有明显的减贫效应;（2）城乡工资性收入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3）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和城乡医疗保障支出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较大;（4）城乡经济总量和贫困发生率的关联程度较低;（5）城市化水平、城乡流通、技术进步和城乡社会保障等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果相近,影响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论2020后农村减贫战略与政策:从“扶贫”向“防贫”的转变

中国农村贫困格局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调整农村减贫的战略与政策。2020之后农村贫困的治理战略需要由长期以来的"扶贫战略"转向"以防贫为主"的新的贫困治理战略框架。2020之后中国减贫的战略目标将需要从过去长期以来通过制定不同的绝对贫困标准并继而努力超越绝对贫困标准,转变为通过逐步实现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手段来缓解不平等为主要目标。2020后以防贫为主要目标的减贫政策应将现行所有的政策工具进行重新的梳理建立起相互衔接、互不重复、目标明确的新的减贫政策体系。     

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对脱贫攻坚的研究及展望--基于“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文章的综述

本文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2018年至今全文转载的论文为依据,分析了十九大以来社科学术期刊对脱贫攻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反映情况。研究发现:十九大以来,学界围绕党中央提出的宏伟目标,聚焦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学术阐释、扶贫减贫的成就和经验、脱贫攻坚的路径探索、贫困治理、扶贫减贫政策和实践的效果检验和效应评估、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意义、中国对全球贫困治理的贡献、2020后的减贫战略等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探讨,成果丰富,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体系,提高扶贫减贫工作水平,提升我国贫困治理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与农村长期减贫：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中国在2020年基本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阶段性目标后,反贫困战略将主要围绕减少长期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展开,建立和实施激励相容的公共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可持续减贫远期目标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作为目前国际上流行的长期多维减贫方法,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通过提供贫困家庭现金补贴和促进儿童人力资本积累来减少当期贫困、预防未来贫困与改善收入分配,是可资中国借鉴的一项反贫困政策工具。本文系统回顾和总结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历程,短期和长期实施效果以及项目执行的判断依据、方案设计和潜在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现阶段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减贫成效与存在问题,并对目前正在中国进行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试点项目的实践成果和不足进行讨论和展望。结果表明,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能否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于项目方案的设计和执行能否融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思路,以及能否与其他相关政策形成统筹互补和与时俱进的贫困治理体系,进而达成后2020时代的可持续减贫愿景。在中国贫困治理转型的背景下,本研究将有助于为优化新时期反贫困政策提供借鉴。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减贫效应实证研究：基于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

全面脱贫之后,我国扶贫重点目标变为解决相对贫困,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四期数据,分析对比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在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的效果,实证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在相关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均有利于促进农户减贫,防止返贫;对农户减贫边际作用最大的人力资本是经验,其次为教育;在教育与经验促进农户家庭减贫的过程中,非农就业起到了中介作用;在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占比中,教育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经验。因此,未来仍可通过提高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有效防止农村居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分析——基于5省121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首先基于贫困的多维特性分析了农地流转促进贫困减缓的理论机理,然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5省1218户农户3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的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和就业维度的减贫效应尤为突出,教育维度减贫效应逐渐显现。但是,农地流入和农地流出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农地流出的就业减贫效应、收入减贫效应要更显著,农地流入具有极不明显的教育减贫效应。本文研究的重要政策意义在于:推进农地流转可能是增加家庭收入、提升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保障其权利进而促进全面脱贫攻坚的一个新思路。     

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公共支出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4～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效应,但科教文卫支出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救济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75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402个百分点,农业性公共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84个百分点。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     

中国农村减贫成效测度、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布动态学框架的CFPS数据分析

测算农村减贫成效并考察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对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覆盖我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的CFPS调查数据,在Quah(1997)的分布动态学(Distribution dynamics)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减贫成效分析框架。首先测算出各地区农村家庭贫困内部状态的Markov转移概率矩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可分解的绝对、相对减贫指数,以综合考察各地区的农村减贫成效,随后本文通过首次构造的"条件Markov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样本考察期内,我国各地区的农村贫困状况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变好,贫困发生率均有所下降;(2)减贫过程中仍存在着脱贫又返贫的现象,农村家庭的深度贫困固化问题比轻度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意味着扶贫开发工作正式进入攻坚时期,扶贫难度加大;(3)家庭成年成员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收入类型对农村减贫成效的影响显著性情况存在着时段和区域的异质性。其中,家庭成年成员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是否有成员从事有薪酬的农业劳动、工资性和营业性收入对家庭的贫困状态变动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政府应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将扶贫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和处于深度贫困的家庭,另外应再调整和倾斜扶贫资源与扶贫政策,将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非农业就业机会作为主要减贫途径,将促进农村工资性和营业性收入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策倾斜方向。     

金融服务和减贫

<正>近日,亚太农协第68届执委会会议暨"金融服务和减贫"地区政策论坛在京召开,农发行作为承办方,与来自人民银行、扶贫办等政府部门的专家以及各成员国的嘉宾共同交流奉献了金融服务减贫的实践和智慧。联合国提出的2015年较1990年贫困水平减少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已经实现。然而全球贫困仍未完全攻克。金融被全世界广泛认作减贫的重要工具,普惠金融包涵了减贫的特别意     

"后2020"时期支持精准扶贫路径

正"后2020"时期,农发行应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路径,更好地服务精准扶贫。当前,距离2020年脱贫攻坚收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几个月时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有所延缓,但如期实现脱贫目标仍计日可待。千年梦圆之时,必须清醒认识到,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和一种动态的现象,在现行标准下消除,不意味着走向终结。随着长期困扰广大农村的原发性的绝对贫困基本消失,我国将进入"后2020"时期,一个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精准扶贫工作将由解决生存型贫困向解决发展型贫困转变、由集中性减贫向常规性减贫转变、由重点解决农村贫困向城乡减贫融合推进转变。作为金融支持精     

相对贫困视域下的产业精准扶贫政策研究:机制与模式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的贫困类型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总结减贫经验、巩固减贫成果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法定量分析了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相对贫困状况的影响,同时对比分析了 "GSP" "GTP"以及"企业或大户带领"三种模式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摆脱相对贫困状态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多元化的扶贫政策可以优化农户的资源配置,"GSP" "GTP"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农户走向内生脱贫路径,但"企业或大户带领"模式则存在着"理念困境"。     

乡村数字化何以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以乡村数字化发展为嵌入点,分析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机理,结合实证方法剖析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差异表征与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乡村数字化可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效应为-0.13。（2）乡村数字化可通过提升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社会融入度减轻自身贫困程度,两者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6%和24%。（3）在未接受政府补助、贫困程度较高以及从事非林业生产的家庭中,数字减贫能发挥较大功效。（4）我国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显著的省际空间自相关,乡村数字化发展会缓解本省份和临近省份的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从促进就业和融入度两方面揭示数字减贫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并从家庭是否进行林业生产活动等角度分析数字减贫的差异表征,丰富现有减贫研究方法与视角,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新思路。文章得出政策启示：培育农户新型职业,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广泛设立农村就业岗位,建设数字化社交平台,强调物质经济援助与激发自主能力并重;积极培育林区...     

精准扶贫需创新扶贫模式

<正>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我们的世界性难题。在消除贫困的长期实践中,中国的贫困问题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受益于中国过去三十余年整体经济的发展与飞跃,为缓解整体贫困状况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经济基础。相比过去,中国的整体贫困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与提高,中国扶贫工作也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与赞扬。进入"十三五"规划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改革全面深化,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未来中国的进一步减贫工     

中国农民创业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的探讨

基于2004—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构建了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以测度收入、健康、生活、教育和资产等目标导向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减贫中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改善明显,但生活、资产和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则改善较为缓慢;农民创业对收入、健康、生活和教育导向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民创业仅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会促进农村多维减贫,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未来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应是教育、健康和生活等非经济收入领域;充分发挥创业在农村多维减贫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鼓励农村创业企业为所雇的农民提供商业保险,更好地预防农村的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     

森林碳汇项目有助于减贫吗?

基于2005—2014年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碳汇造林项目的项目地潮河林场、奋斗林场、二十八站林场和育英林场的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森林碳汇项目促进减贫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森林碳汇项目通过促进社会就业情况和经济情况有助于减缓贫困,并且社会就业情况在减贫影响上比经济状况贡献度高;而森林碳汇项目造林阶段的造林面积对减缓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呈正相关关系。通过结果分析表明只有基于内生发展动力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森林碳汇项目开发设计,由"输血型"模式变为"造血型"模式,才能更好地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缓解贫困两个目标。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经济、人口视角下的城镇化与贫困：线性与U型关系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城镇化是影响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关键要素,对于城镇化和减贫之间关系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方法 文章基于1999—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分别从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角度出发,对城镇化和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结果 （1）城镇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均能有效降低农村贫困程度。（2）人口城镇化与贫困之间呈U型关系,而经济城镇化对贫困的影响是单向负相关。（3）我国城镇化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明显,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城镇化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更显著。结论 城镇化是减贫的重要途径,但过度的人口城镇化会加剧贫困,城镇化减贫的重点在于与人口城镇化相匹配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同步提高,方能达致减贫。所以应全面提升城镇化规划的科学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合理推进城镇化的减贫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