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角下县域农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四川省88个贫困县的分析

[目的]为测算四川省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并探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缩小其农村收入差距提出有效的对策。[方法]文章使用2013年《四川省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运用离差法对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对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受教育程度在所有分位数上均具有显著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在0.25分位数上,劳动能力及道路交通便捷度对农村收入差距具有非常显著的缩小效应,但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道路交通便捷度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逐渐减小,劳动能力的收入贫困差距缩小效应也变得不再显著。[结论]无论是在农村收入差距小还是大的贫困县,实施农村教育振兴政策均有助于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在农村收入差距较小的贫困县,在农村地区加大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和积极组织劳动力技能培训将有助于减小农村收入差距。     

林区扶贫绩效评价:来自赣州市15个林业县的实证研究

为了厘清现有的扶贫政策对林区的减贫效果,探索扶贫政策在林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实施的效果差异,利用2008~2014年赣南林区15个林业县的面板数据,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比较了林区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在人均GDP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方面的差异变化,再利用方差分析法和计量回归模型,探究影响林区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在人均GDP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存在差异的显著因素。结果表明:在2008~2014年期间,赣州林区贫困县的人均GDP增长量仅为非贫困县的60.73%,造成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消费额;贫困县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量为非贫困县的126.85%,造成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农村从业人员数。政府扶贫工作对林区贫困县农户减贫效果比较明显,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仍然很大,政府应提高对贫困县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引导贫困县居民转变消费观念、促进地方消费。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区域扶贫政策的助农增收效果评估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的设立为政策冲击，检验了区域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政策使贫困地区城乡居民总体收入提高23.3%,静态上缩小了贫困地区与一般地区的收入差距；同时，“惠农”效果十分显著，扶贫政策使农民收入提高24.0%,促进就业、支持农业生产、提高人口素质与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等是扶贫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整体上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政策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贫困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未显著增加，可能是由于当地未产生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本文为厘清区域扶贫政策作用渠道，评估政策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亦可为相关部门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土地整治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天水甘谷县为例

[目的]土地整治作为土地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具有促进农村减贫的作用已经在地方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为使土地整治减贫作用更加精准化,文章在土地整治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基于土地整治的多样性及贫困的多维特性构建了土地整治促进农村多维减贫的理论框架。[方法]在此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比分析了甘谷县贫困区实施土地整治前后及未实施的村中农户的自然资本、家庭人均收入、就业等的变化情况。[结果]土地整治的双重差分净效应D_(it)T_(it)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β_3大于零。其中收入维度、社会维度、知识维度的净效应分别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论](1)土地整治显著增加了农户的自然资本和家庭人均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和拓宽了农户获得技能培训机会和就业渠道。(2)土地整治具有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的减贫效应最为突出,社会维度和知识维度次之。(3)农户的家庭特征和村中的交通条件也是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影响因素。     

农村低保兜底扶贫绩效的省际测度与优化路径——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我国进入了2020后扶贫时代,低收入人群、易致贫返贫人群以及贫困边缘人群虽然脱离了绝对贫困,但这些脆弱性群体仍受到相对贫困困扰,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致富,并很容易再次陷入贫困,还需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兜底保障,因此研究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扶贫绩效,充分发挥其"兜底"功能,以应对返贫挑战,显得尤为重要。[方法]文章基于2016—2018年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统计数据,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兜底扶贫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规模报酬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绘制了农村低保兜底扶贫绩效水平的区域分布图。[结果](1)农村低保兜底扶贫绩效综合效率值良好,扶贫纯技术效率较高,扶贫规模有一定不合理性。(2)城镇化水平和人均GDP的提高会制约农村低保兜底扶贫绩效的提升,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农村低保兜底扶贫绩效的提升。(3)不同地区的农村低保兜底扶贫绩效存在差异。(4)农村低保精准扶贫瞄准度有待提高。[结论]提出优化农村低保财政支出规模、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实施差异化政策、提高农村低保精准扶贫瞄准度等优化路径。     

产业精准扶贫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研究——基于14个贫困县的调查

[目的]准确把脉产业精准扶贫工作。[方法]通过构建产业精准扶贫评价体系,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从产业精准扶贫关键环节选取关键指标;确定指标及其权重,建立评价模型;按照模型计算得到产业精准扶贫综合评价分值。[结果](1)从综合得分看,重庆市丰都县综合得分显著高于其他调查县;(2)从产业选择精准看,农业增加值指标位列前茅的县中有些综合得分却不高,存在"扶农不扶贫""产业不带贫"现象;(3)从经营方式精准看,新型经营主体带贫指标位列前茅的县综合得分也位列前茅,是产业精准扶贫的关键节点;(4)从支持方式精准看,产业扶贫资金投入指标权重对产业精准扶贫影响最大,变"输血"为"造血"的支持方式成效日显;(5)从贫困人口受益精致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情况直接反映产业扶贫效果,但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影响下存在不稳定性,应综合其他指标进行评价。[结论]为产业精准扶贫评价工作提供了方法参考和政策建议。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特征及趋势分析

[目的]分析国家及各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的趋势,为判断城乡收入差距发展阶段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测算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相对差距及收入增速,考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特征;运用聚类分析了3个阶段各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类型,根据类型演变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结果]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从1978年的210元持续增大为2015年的2 754元,收入相对差距经历了3次"下降——上升"的波动。我国城乡家庭居民收入从极低水平、差距悬殊的状态演变为中等收入水平、绝对差距继续扩大、相对差距轻微缩小的状态;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绝对差距增速逐步降低,相对差距自2010年起开始缩小。大多数省区在收入水平提高和相对差距缩小方面都有长足进步。[结论]从差距演变的阶段性特点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有明显缩小的趋势,符合"倒U"模型。     

扶贫政策的实践与精准扶贫的实施:现状与困境 ——基于广东省中央苏区县的调查

为了改善我国传统扶贫方式针对性不强、指向不准、扶贫效果不佳等一系列问题,2013年以来,党和政府采取精准扶贫的方式加强对贫困人口的帮扶。生态农业就是精准扶贫得以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目前缺乏对此类政策执行现状了解及困境的分析。本文以广东省内主要苏区贫困县为例,分析了生态农业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效的改善了农村生活,并显著提升了他们脱离贫困的信心;同时政策实施方式民主公开,也能使群众广泛参与,改善乡村基层治理质量。调查显示生态扶贫政策在取得成效的同时,政策实施尚存在一定问题,包括:政策设计不合理、政策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进一步注重政策的时效性,同时也应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合理构建社会组织,为政策更好实施打好基础。     

乌蒙山片区绿色减贫指数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2012年和2014年乌蒙山片区绿色减贫指数,评价该地区不同年份扶贫效果,这也为今后各项扶贫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文章依据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能力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4个方面,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等27个因子作为评价指标,利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分析2012年和2014年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能力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指标值,最终确定绿色减贫指数。同时,分析片区内各贫困县波动较大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城乡收入比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等指标。[结果]2014年相比2012年,乌蒙山片区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指标值上升,社会发展能力指标值降低,绿色减贫指数提高了15.40%。各县第三产业比重均降低,但农村人均纯收入都有提高。四川省10个县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增加。四川省除叙永县和美姑县,贵州省除赤水市,片区内的各贫困县城乡收入比降低。[结论]2014年,乌蒙山区在落实国家扶贫规划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各县之间差距较大,在今后的扶贫攻坚中,需要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了解贫困类型和贫困程度,考察当地资源储备和环境现状,统筹区域发展。     

项目制扶贫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基于新疆疏勒县的调查数据

[目的]探究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及其与生计策略关系,有助于民族贫困地区项目制扶贫的精准实施,对调整生计资本结构,维持农户可持续生计,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新疆疏勒县225户调查问卷数据,测算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前后生计资本变化,并构建多元无序Logistic模型探讨其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后,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整体得以提高,生计资本结构有所改善,但是各项生计资本发展不均衡,生计脆弱性依旧存在;同时生计资本是决定农户选择生计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自然资本是决定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基础,而金融、人力、社会、物质、民族文化等资本决定了该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非农型的转变。[结论]政府需要加大自然、物质、社会、教育等生计资本方面的扶贫项目投入、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注重金融资本、民族文化资本等生计资本方面扶贫项目投入的精准化并加大监控力度以维持贫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四个因素——城乡人均物质资本差距、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城乡经济增长率差距,并就它们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城乡人均物质资本差距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而城乡经济增长率差正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所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有效的途径是缩小城乡居民人均物质资本差正巨。     

秦巴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四川省仪陇县为例

[目的]文章以四川省贫困县仪陇为研究对象,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GIS空间表达,揭示了仪陇贫困化空间格局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方法]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对仪陇县贫困化影响因素进行探测分析,分析得出影响仪陇县贫困的主导因素,划分出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结果]仪陇县贫困化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并存在贫困发生率高值热点区和低值冷点区;海拔、到县城中心距离、粮食总产量、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大病保险人数占比、危房改造占比6个要素为制约仪陇县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不同因素共同交互作用于贫困发生率时,影响效应大于单一因素;仪陇县存在自然环境制约型、地理区位制约型、经济条件制约型和社会要素制约型4种贫困化地域类型。[结论]仪陇县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受多种因素影响,健全各项扶贫工作保障机制,统筹各项工作安排,科学、因地制宜地精准施策。     

产业扶贫降低了贫困农户的脆弱性吗

促进农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群众就地就业是实现稳步脱贫最为直接的手段。本文基于辽宁省阜新市建档立卡的既往贫困户调查数据,利用VEP方法对研究对象脱贫后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评估产业扶贫政策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对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脆弱发生率与贫困发生率差距较大,部分农户有返贫的风险;整体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然而不同的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扶贫效果较好,而加工业扶贫效果并不显著。因此,本文建议后续动态调整扶贫政策,根据地区优势和贫困户特点,落实"一对一"定向精准扶贫机制,从而巩固脱贫效果,阻止脱贫农户返贫。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效果评价

易地搬迁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湖北省十堰市龙韵村115户搬迁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其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政策实施对搬迁农户生计的改善情况,并通过移民农户对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评价扶贫效果。结果表明:(1)易地扶贫搬迁促进了移民生计资本的增加,改变了农户生计策略,优化了贫困户整体生计结果,精准扶贫效果显著;(2)农户对易地搬迁扶贫政策效果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均值为3.71,提升了贫困户的获得感及幸福感;(3)易地搬迁可持续减贫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需要防范返贫风险。     

基于ARIMA模型的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及预测

以河北省改革开放至今45年间的城乡居民收入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当前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基本情况,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构建ARIMA预测模型,通过2018—2022年数据真实值与模型预测值的误差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应用该模型预测2023—2025年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研究表明,2023—2025年,河北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继续拉大。因此,必须采取相应对策,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     

多维贫困视角下贫困人口扶贫认可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南地区三个贫困县的实地调查

文章利用西南地区三个国家级贫困县的2203户贫困户的入户调研数据,基于多维贫困视角,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贫困人口扶贫认可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贫困人口对扶贫的综合认可度为92.43分,其中对村庄总体变化的认可度最高,对家庭整体变化的认可度最低,对脱贫退出的认可度居中;贫困人口健康状况、贫困程度、家庭收入增长情况,产业扶贫政策、就业扶贫政策、金融扶贫政策,政府扶持力度、帮扶责任人工作力度、村两委干部素质等因素显著影响贫困人口对扶贫的认可度。     

精准扶贫提高了贫困户的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精准扶贫是中国新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在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等客观福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尚不明晰。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了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精准扶贫政策总体上提高了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2)通过进一步细分扶贫政策类型得出,瞄准人力资本改善的能力培育型扶贫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但直接给予经济物质支持的扶贫政策并未对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3)相较于年轻和深度贫困户,精准扶贫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在老年贫困户和一般贫困群体中更加显著。(4)从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能够直接帮助贫困户增加经济收入,间接提升其主观社会地位并增强其村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营养扶贫:助力健康扶贫与推进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基于国内外研究的文献综述

营养扶贫是改善贫困人群营养状况、从根本上提高其健康素质,进而推进精准扶贫的有效措施,但对营养扶贫的深入认识与重视普遍缺乏。本文以营养扶贫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梳理了营养扶贫的概念、内容、实践经验与政策演变,从而发现了现阶段中国营养扶贫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加强对营养健康知识的关注,量化营养扶贫效率,营养扶贫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关于营养扶贫的对比分析等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通过对营养扶贫的首次系统阐述与分析,本文有助于对营养扶贫的深入理解,推动营养扶贫的实施与开展,从而助力健康扶贫、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