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筹资策略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浅论

本文认为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制度供给不足和资金缺乏,主要从非营利组织筹资和非营利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探讨非营利组织筹资的原因、可能性及其筹资发展的新趋势。     

非营利组织筹资环节税务筹划研究

本文从分析可供非营利组织选择的筹资方式入手，论及税收制度环境对非营利组织筹资成本的影响；并对我国税收制度环境下非营利组织在筹资环节开展税务筹划活动的基本思路和技术方法进行了研究。     

非营利组织筹资心智模式转变

在非营利组织筹资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为筹资而筹资必定走入绝境,需转变筹资心智模式,从而对非营利组织筹资不能再仅仅理解为筹款、募捐,而是筹集各种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关系资源、品牌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通过各种资源的筹集进而筹到资金.     

非营利组织筹资风险问题研究

近年来,非营利组织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财务管理也是其中之一。筹资作为组织财务活动的起点,妥善解决各种筹资问题是组织能够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就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筹资引致的三种风险：数量风险、声誉风险和失败风险的表现及其防范进行了分析。     

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问题及治理对策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尚处于成长初期,存在着筹资困难、运作不够科学和规范等问题,其成因在于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缺失、法制滞后、产权模糊以及治理结构不合理等。为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有必要理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第三方评估制度,非营利组织自身应坚守使命、完善治理结构、加强信息披露。     

试论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筹资变化与财务控制

随着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筹资的变化,其财务控制的重要性日益突现。文章分析了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的财务特征与财务控制特性,明确了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控制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控制的目标和方式。     

论非营利组织所得税优惠的制度基础

非营利性是非营利组织最基本、最核心的特征,也是其税收优惠的理论前提,应当准确把握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并以其为原则进一步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所得税有条件免税制度。计税时要区别公益性组织和互益性组织、相关经营性收入和无关经营性收入、公益性支出和非公益性支出。此外,还应当实行普遍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制度;建立独立的免税认定制度;建立科学统一的票证管理制度;提高税收处罚的力度,增大滥用所得税优惠的成本。通过这些措施,强化征管,防止非营利组织的所得税优惠被滥用。     

论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及所得税优惠

非营利性是非营利组织最基本、最核心的特征,也是其税收优惠的理论前提,应当准确把握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并以其为原则进一步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所得税有条件免税制度。非营利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非分配性;二是非经营性。我国非营利组织所得税优惠制度应当以非营利性为出发点,区别公益性组织和互益性组织、相关经营性收入和无关经营性收入、公益性支出和非公益性支出。此外,还应当通过实行普遍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制度;建立独立的免税认定制度;建立科学统一的票证管理制度;提高税收处罚的力度,增大滥用所得税优惠的成本等措施,强化征管,防止非营利组织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被滥用。     

谈谈民间非营利组织治理

美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较早,不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登记管理、会计以及税收制度,还形成了较为有效的治理机制。合理借鉴其成功经验,对于规范和促进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美国民间非营利组织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审计委员会进行介绍,以期引起大家对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治理问题的关注。一、民间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必要性和企业相比,民间非营利组织存在着四大先天不足:①出资者监管动机较弱。民间非营利组织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会员缴纳的会费、纳税人缴纳的税款等,筹资对象广,资金提供者在出资后一般不再享有资金所有权,也无强烈监管动机。②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往往会出现一些资金被私人侵占的现象。③缺乏竞争机制。由于不以盈利为目的,民间非营利组织面临着较小的竞争压力,这导致其工作效率低下,运行成本过高,资金利用效果不佳。④绩效评价较难。其业务活动很难用经济指标进行衡量。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四大先天不足决定了其可能会比营利组织面临更为严峻的治理问题,在我国掀起公司治理研究热潮的同时,民间非营利组织治理也应受到充分的关注。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治理中,审计委员会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以美国为例,许多大中型民...     

大陆非营利组织所得税税收制度建设研究——基于海峡两岸的比较

诸多历史原因导致海峡两岸非营利组织税制存在差异。通过对海峡两岸的比较发现，大陆非营利组织所得税税收制度的建设，仍然要坚持严格的征收管理，构建积极鼓励与消极抑制双管齐下的税收政策，引导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要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重点扶持；在禁止利润分配的原则下，对相关性收入不征税；加大捐赠税收政策的激励，优化纳税服务；对关联交易进行规制，对利益冲突交易征收惩罚性税收；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强化监管责任。     

中国非营利组织筹款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基金会的实证分析

捐赠是当前非营利组织的重要资金来源,提升组织的筹款能力对于组织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筹款能力进行了分析建模,分别从组织对互联网技术的采纳、组织策略、组织能力、组织治理四方面研究了影响组织筹款能力的因素,并使用中国基金会领域388家组织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组织网站的使用、组织筹款费用、组织总资产、组织效率在决定组织筹款水平方面都起到了正向的影响作用,但影响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筹款能力的因素存在差异。存在网站、组织资产更大、组织效率更高的公募基金会筹款能力更强,而组织筹款费用更大、组织资产更大、组织效率更高的非公募基金会筹款能力更强。     

略论学校特殊会展事件的营销和管理策略——以UNL Vino为例

UNL Vino是一个校企合作，运行了33年的美国最大的单日品酒筹款会。准确的项目选择，有效的宣传推广策略，良好项目收益渠道及成熟的现场管理使它成为学校事件管理的成功范倒。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筹资能力可持续性分析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筹资能力的可持续性,关系到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运用２００９年数据,通过短期静态分析发现：从全国来看,农民个人具备新农保的筹资能力;分地区来看,除陕西省外,全国其他省份的农民都具备新农保的筹资能力;按农民人均纯收入分组的户数比重来看,中国大约有５６０％的农户负担不起新农保个人缴费。运用ＡＲＭＡ模型,通过长期动态分析发现：从全国来看,只要农民的收入能实现持续增长,未来农民完全有能力承担新农保缴费。为实现新农保个人筹资的可持续性,建议明确界定“缴费困难群体”的范围,努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     

高职院校多渠道筹资及其必须注意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高职院校主体地位的变化以及国家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等,都决定了高职院校筹资必须走多样化道路。在分析多元化筹资渠道的基础上,强调注意考虑筹资成本、规避筹资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以及建立有效的筹资组织,以保证高等职业教育健康、稳定的发展。     

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组织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为例

通过对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组织意愿进行博弈分析,并利用logi st i c模型对影响林农的各个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劳动力、林地面积、有无林权证、以林业收入为主、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林地投入资金来源、全年投入林木资金情况、林改后林地经营方式、林地的看护难易程度、有无林业合作组织机构、是否希望有专业人员管护、政府是否已设立相关技术服务机构、政策的稳定性、政策的合理性等指标存在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     

规范吉林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对策研究

政府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近年来,吉林省在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结构不尽合理、管理体系不完善、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对此,科学分析吉林省非税收入管理现状,并为今后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十分必要。     

对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

建立并发展市场中介组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本文运用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类型、特征和作用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应优先发展并完善具有自然人性质的市场中介组织,如各种事务所及评估机构等。其次应建立并完善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及具有中介性质的国有资产经营机构。本文还指出在发展中介组织中应坚持科学的原则,提高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整体素质,并规范其行为。     

浅谈房地产经纪人的行业自律与社会规范

随着改革逐渐深入,中国的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为了顺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一个近年来新兴的行业悄然升起。房地产经纪人——作为新时代的朝阳产业。以其极高的收入,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然而。我国的房地产经纪人的管理现状。仍然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怎样实现房地产经纪人的行为自律和社会规范的和谐统一。是摆在社会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艰巨的任务。     

农村集体经济:历程、现实矛盾与路径选择——基于安徽省973个行政村调查资料的分析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文章以安徽省973个样本村的调研资料为基础,梳理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脉络,剖析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矛盾,并基于SCP分析范式,探讨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重新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和管理职能,引入村两委、村民代表大会和上级政府,完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生产制度、交易制度、监督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进而实现盘活农村集体经济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