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美国“白银收购法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启示

1934年的美国“白银收购法案”给中国带来了白银外流、通货紧缩、贸易状况恶化、生产下降等影响，也导致了当时的中国政府最终放弃银本位，进行货币改革，发行法币，为日后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这一事件深刻说明了一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将可能对其他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对于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环境下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白银政策与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

本文重新解释了1930年代早期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对中国经济和币制改革的影响。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根据商品本位下的自由银行模式来理解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认为自由银行制度保证了中国充裕的货币供给,由此避免了国际经济衰退向国内蔓延。本文认为,这一解释在美国白银收购政策之前是成立的,然而白银收购政策导致了中国白银流出以及汇率升值,引起了中国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并最终迫使中国放弃了银本位。这一时期的中国货币史为大萧条原因的研究提供了自然试验场,它进一步验证了货币因素在导致大萧条加深和蔓延过程中的作用,这为当前货币当局应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提供了经验教训,也提示我们本币快速升值导致的潜在风险——这对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白银政策与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重新解释了1930年代早期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对中国经济和币制改革的影响。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根据商品本位下的自由银行模式来理解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认为自由银行制度保证了中国充裕的货币供给,由此避免了国际经济衰退向国内蔓延。本文认为,这一解释在美国白银收购政策之前是成立的,然而白银收购政策导致了中国白银流出以及汇率升值,引起了中国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并最终迫使中国放弃了银本位。这一时期的中国货币史为大萧条原因的研究提供了"自然试验场",它进一步验证了货币因素在导致大萧条加深和蔓延过程中的作用,这为当前货币当局应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提供了经验教训,也提示我们本币快速升值导致的潜在风险——这对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试论中国农民银行角色和职能的演变

中国农民银行是由原农村金融救济处下设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成立之初具有农村金融救济银行、“剿匪”银行、军事银行和蒋介石私人银行等多重角色及职能。1935年11月国民政府统制金融,实施法币政策时,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与法币同样行使,确立了其国家银行的法律地位,并与中、中、交行一起构成国家银行体系。此后,通过兼并农本局和四行所进行的改组,中国农民银行逐步统一了农贷,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家农业专业银行。     

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竞争及对中国“法币”改革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重心开始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但是由于美国没有及时的承担起或者发挥好其应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到的作用,各主要国家无法达成一致协议,导致英镑区、美元区和法郎区等货币区域利益组织形成。从20世纪30年代英镑区和美元区对中国法币改革的影响过程来看,英国和美国都积极参与了中国"法币"改革,最终美国凭借其强大实力而最终胜出,中国通过与美国签订《中美白银协定》,使得中国币制改革有了所需的外汇储备而得以成功实施。美国倚仗强大的经济实力向中国提供巨额资金以收购自己所需的白银储备,并向中国提供高额贷款,使得中国"法币"币值的稳定依赖于美元外汇储备,这样"法币"与美元就建立了实质的联系,这也证明货币的国际化是以一国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的强大为基础的,国家的综合实力才是货币扩张最终决定因素。虽然美国通过控制中国"法币"而控制了中国货币权,但在客观上也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位与信用: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及其变革北大核心

从明代中叶起,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与货币制度中最主要的货币形态。文章从货币供给和信用扩展的机制出发,探讨了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点,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币制改革的路径及特点。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信用渗透和管理货币的激励不足,白银的货币供给与信用创造主要由民间机构主导,其信用扩张机制包括发行私人银钱票、使用记账与信用货币,以及发展信用票据等途径,进而导致中国逐步形成了由多种不同货币形态和信用层级构筑而成的分散化、区域化的货币体系。在这一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币制变革,本质上是将货币主导权从民间商人手中收归政府,确立国家的垄断发行权和公共信用。金银货币本位选择的争论,反映了中央政府、外国列强和地方政府在主导或分享货币发行权方面的博弈;而两元之争和废两改元则是政府与传统民间金融势力之间对货币主导权的争夺。法币改革标志着中国的货币制度由金属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国家在货币发行和管理中的职能进一步强化,随之而来的战争及通货膨胀则对政府的公共信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位与信用: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及其变革

从明代中叶起,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与货币制度中最主要的货币形态。文章从货币供给和信用扩展的机制出发,探讨了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点,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币制改革的路径及特点。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信用渗透和管理货币的激励不足,白银的货币供给与信用创造主要由民间机构主导,其信用扩张机制包括发行私人银钱票、使用记账与信用货币,以及发展信用票据等途径,进而导致中国逐步形成了由多种不同货币形态和信用层级构筑而成的分散化、区域化的货币体系。在这一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币制变革,本质上是将货币主导权从民间商人手中收归政府,确立国家的垄断发行权和公共信用。金银货币本位选择的争论,反映了中央政府、外国列强和地方政府在主导或分享货币发行权方面的博弈;而两元之争和废两改元则是政府与传统民间金融势力之间对货币主导权的争夺。法币改革标志着中国的货币制度由金属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国家在货币发行和管理中的职能进一步强化,随之而来的战争及通货膨胀则对政府的公共信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刀光剑影特工战

1940年的孤岛上海,曾有过一次重庆戴笠和汪伪特工的金融货币特工战,其惨烈的程度,可称空前绝后。1940年5月,汪伪成立"中央储备银行",接着就发行伪币"中储券"(简称 CRB)。这件事是汪伪财政部长大汉奸周佛海一手炮制的,目的是要把国民党的法币挤出沦陷区。当时,上海是法币的天下,国民党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上海都有办事机构。汪伪有臭名远扬的"76号"特务机关,重庆也有庞大的地下组织军统上海区。于是,在法币和CRB 争夺市场时,就出现了一场刀光剑影的特工战。     

白银短缺与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

近代上海是在白银通货短缺的货币环境中崛起的，以往研究较少关注上海崛起的货币因素。本文以白银通货为中心线索，论述了上海开埠初期“以货易货”的外贸交易制度，使得上海不仅成为丝茶等土货出口的集散地，也成为棉布等洋货进口的集散地。以上海钱庄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金融信用体系，缓解了白银短缺对于贸易扩展的阻碍，同时使得进出口商品在上海的集散得到进一步强化，使得上海成为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外贸总汇”之地。     

谈通货膨胀时期的金融经济

日前,由于国家货币发行政策的失误导致国家再次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人民币被迫进入"贬值"境地.面对难以缓解的通货膨胀压力,金融经济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采取应对策略处理通货膨胀时期的金融业发展成为了社会经济研究的焦点.本文就通货膨胀与金融经济相关问题开展论述.     

货币化与多元化:白银挑动下的明清货币“复调”北大核心

在对影响传统中国货币行用的若干理论关系进行澄清的基础上,本文重新审视了明代货币体系的“白银化”,认为它并不纯粹是钞法、钱法失败的产物,而是由宋代以前传统的铜钱体制向银、钱、钞并行的多元格局转变过程中的波折。同时,明代的财政白银化对民间的白银行用虽然有挤出效应,但也增强了白银的货币属性,存在不可忽视的溢出效应。因此,白银化和货币化是明代经济中两个并不对立乃至可以相互促进的趋势,而由白银化推动的货币化最终为货币多元化在清代的成熟提供了条件,货币深化以及与之相伴的金融发展也揭示了明清经济正逐渐进入一个不一样的历史时期。     

货币化与多元化:白银挑动下的明清货币“复调”

在对影响传统中国货币行用的若干理论关系进行澄清的基础上,本文重新审视了明代货币体系的"白银化",认为它并不纯粹是钞法、钱法失败的产物,而是由宋代以前传统的铜钱体制向银、钱、钞并行的多元格局转变过程中的波折。同时,明代的财政白银化对民间的白银行用虽然有挤出效应,但也增强了白银的货币属性,存在不可忽视的溢出效应。因此,白银化和货币化是明代经济中两个并不对立乃至可以相互促进的趋势,而由白银化推动的货币化最终为货币多元化在清代的成熟提供了条件,货币深化以及与之相伴的金融发展也揭示了明清经济正逐渐进入一个不一样的历史时期。     

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金融中介得到发展、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制度完全不具备的前提下,货币的外生性是非常明显的,即货币并不由经济总量所决定。明朝的白银进口,是市场对以往货币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以银铜复本位取代以往无有效制度制约的纸币和铜钱平行本位。这一阶段以银计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落了。清代白银持续大量进口增强了市场的活力,但因为货币是外生的,白银的大量进口与中国经济实力并无内在的必然关联。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国际贸易(包括鸦片)逆差和白银外流,使纸币的需求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至清末,由市场主导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和各种信用票据渐渐发展,并有寻求有效制度支撑的迹象;但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滥发纸币的前景仍然是可能的历史选择。本文还利用计量模型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检验。     

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

在金融中介得到发展、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制度完全不具备的前提下,货币的外生性是非常明显的,即货币并不由经济总量所决定。明朝的白银进口,是市场对以往货币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以银铜复本位取代以往无有效制度制约的纸币和铜钱平行本位。这一阶段以银计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落了。清代白银持续大量进口增强了市场的活力,但因为货币是外生的,白银的大量进口与中国经济实力并无内在的必然关联。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国际贸易(包括鸦片)逆差和白银外流,使纸币的需求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至清末,由市场主导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和各种信用票据渐渐发展,并有寻求有效制度支撑的迹象;但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滥发纸币的前景仍然是可能的历史选择。本文还利用计量模型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检验。     

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

本文拟从火神会账本中的货币与价格史料出发,结合其他直接、间接史料,对近代北京的货币行用状况与价格结构变化进行探讨。在货币行用方面,本文试图说明"京钱"的记账本位币性质,明确它的减值与贬值过程。与京钱相对应的有各种名目的实货币,虚实货币共同构成了近代北京的货币体系。随着该体系的蜕变、瓦解,北京经历了持续的通货膨胀。通过火神会账本中的以及其他现有的物价工价数据,可以对通货膨胀中的相对价格变化有更准确的认识。此外,本文结合当时币制和经济体系的特征,对通货膨胀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谨慎有余的自贸区金改

自贸区金融改革内容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部分核心领域,虽然改革的步伐谨慎,但改革方向仍值得期待观察与分析上海自贸区试验金融改革措施的谨慎推进,不能脱离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国家战略背景。市场与政策的双重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土壤已经初步形成。一方面,人民币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的市场空间巨大。根据CIA预测,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增加,预计2015年将达到35%。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而作为一种主权货币,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远低于国际贸易总额占比,根据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     

货币供应量与物价反常规关系的深层原因探讨——基于不确定性理论的分析

本文运用虚拟经济和不确定性的有关理论 ,从货币政策当局货币调控、银行体系信贷资金配置和企业资产选择等层面 ,对中国目前存在的货币供应量与物价反常规关系的深层原因作了深入探讨。中国货币虚拟化过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是造成货币供应量与物价关系反常的根本所在。“中国之谜”归结到底是由于货币虚拟化过程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 ,导致两种投资的收益率差别不合理所致。     

谨慎有佘的自贸区金改

自贸区金融改革内容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部分核心领域，虽然改革的步伐谨慎，但改革方向仍值得期待观察与分析上海自贸区试验金融改革措施的谨慎推进，不能脱离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国家战略背景。市场与政策的双重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土壤已经初步形成。一方面，人民币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的市场空间巨大。根据CIA预测，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增加，预计2015年将达到35％。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而作为一种主权货币，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远低于国际贸易总额占比，根据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统计数据，     

基准转移、结构嵌入与信用离散——近世货币变迁中的白银问题

元明以降,白银逐步成为举国上下的基准货币,深度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演进路径。围绕白银货币化至货币白银化的历史源起、动态过程、促动机理及影响评价等问题,学界存有广泛争议。本文认为在宋金元时期白银货币化向货币白银化的演进过程中,中国货币体系经历了“铜钱基准”的陵夷并转向“白银基准”的内在变动过程。宋金时期白银在“铜钱基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金元之际白银价值基准地位初步确立,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明代白银通过均则折纳、加耗、折价等形式成规模并结构性地嵌入贡赋体制,并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一道形成了难以逆转的货币白银化态势。对于中国以银为核心基准的近世货币结构而言,结合信用制度的角度可以看出,在西欧新兴国家信用日益聚合的趋势下,中国社会呈现出信用离散的特征。国家信用层级的缺失、金融技术与构架的迟滞及称量银本身所致的信用外在化、记账单位的紊乱是其最明显的表征,中西方金融体制在信用层面发生日益显见的分流。     

美国持续量化宽松政策和主权债务困境

人口老龄化和债务危机,成为限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美国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以及后续持续量化宽松的趋势,引发全球国债竞争性发行问题。量化宽松政策之下,通货膨胀预期骤增,而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和经济增长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实体经济的持续复苏需要虚拟经济的相对缩减和重大技术创新的涌现。在全球经济体系相对混乱之际,中国应在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三个层面开展行动,化危机为机遇,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