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农场研究进展与展望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促进了我国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也掀起了家庭农场研究的热潮并一直延续至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家庭农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给家庭农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因而有必要对已有的家庭农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家庭农场研究提供启示和方向。本文通过回顾和梳理CSSCI收录的题目包含“家庭农场”的382篇论文,从家庭农场的概念特征与地位作用、形成原因与发展条件、发展模式与经营模式、适度经营规模与经营效率（绩效）、制约因素与应对策略等5个方面总结其主要研究成果：（1）家庭农场是介于企业和普通农户之间的农业经营主体,既有“家庭”的特征,也有“农场”的属性;当前,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力军,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之一。（2）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不均衡催生了家庭农场;我国家庭农场的产生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密切相关,而制度改革是家庭农场形成机制中的关键因素;家庭农场的持续发展需要有相应的土地流转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市场机制和政府支持、投资保障和社会保障等。（3）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主要模式;各地资源状况和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家庭农场实践也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和经营模式。（4）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要“适度”,而“适度”的标准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具有显著差异;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明显高于普通农户,但经营效率普遍不高,尤其是技术效率水平整体偏低;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和绩效受到农场主及其家庭特征、农场经营方式和技术水平、经营环境和配套设施、农业扶持政策和政府补贴等因素的影响。（5）我国家庭农场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比如：农场主素质不高、经营管理能力欠缺,农场经营规模或方式不当、投资不足、技术水平不高,土地产权和流转制度有待完善,融资较为困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应从土地流转、农地改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场主培育、金融支持、财政补贴等方面加以完善。我国学者对家庭农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如：截面分析较多,长期跟踪分析不足;经济学角度分析较多,多学科分析不足;国内分析较多,国际比较分析不足。     

家庭农场的个体差异、要素投入与规模经济研究——基于山西省109家果蔬类家庭农场的实证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将山西省109家果蔬类家庭农场分为两类,分别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估算其规模经济,结果表明：第一类家庭农场主学历较低但耕种经验较丰富,经营的土地总面积较小而劳动力要素投入较多,导致其经济绩效较好但经营潜能较差,且未实现规模经济;第二类家庭农场主学历较高,经营的土地总面积较大而资本要素投入较多,导致其经济绩效较差但经营潜能较大,且全部实现了规模经济。对于第一类家庭农场,应当减少雇工成本或者提高人均产出率并适当扩大经营规模,以实现规模经济;对于第二类家庭农场,应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农业,努力提高经济绩效。政府应鼓励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加大对家庭农场的直接补贴,积极培育现代化家庭农场主和职业农民,以促进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的升级和要素投入结构的优化,进而实现有效率的适度规模经营。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瓶颈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30年前,中国农村的第一次改革由土地制度改革破题,实现了土地的由“合”到“分”;30年后,农村改革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土地由“分”到“合”,而地方对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且模式也日渐增多。2013年新出台了“家庭农场”概念,它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主体形式,目前尚处于刚起步阶段,政策法规和具体的管理方法都不完善,在推广发展中面临较多问题,制约着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要确保家庭农场可持续稳定发展,各方利益的平衡与保障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还需要在生产组织方式上创新、制度上创新,使农场主和农户共享发展成果。     

我国现代农业组织创新的制度含义与组织形式

现代农业组织创新具有制度创新和角色塑造双重制度含义，其核心是构造利益增进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它决定了现代农业组织的制度特征和组织特征家庭农场具有现代农业组织的利益机制和特征，是我国的现代农业组织形式。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制度含义是，实现现代农业组织制度的制度创新，进行现代农业微观主体的角色塑造。     

家庭农场发展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业经营制度创新背景下的“三权分置”改革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农场化经营趋势,家庭农场适应规模经济要求,代表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服务于农业经营制度创新,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必然要求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根据山东省潍坊及德州地区家庭农场的调研情况,土地流转是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难题,农民土地产权效力弱的状况急需改善。"三权分置"政策在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依照产权细分和促进土地产权交易的路径进行制度完善,为农业经营制度创新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历程研究

本文从政府粮食政策目标和国有粮食企业目标的多重性出发,认为政府与企业目标的不一致性导致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呈现出复杂性和反复性的特征。从整体上看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是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具体来说则是从"政企不分"到"政企分开"再到"政企如何实现有效分开"的过程。本文通过分析指出,在未来的改革中既要注重粮食市场结构的优化,也要关注农民的利益,让农民积极参与到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中去,同时还需进一步完善政府的调控手段。     

家庭农场研究：知识图谱、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需要具体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良好互动。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家庭农场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且研究内容与中央政策的导向高度契合,因而有必要厘清我国家庭农场研究的发展脉络、热点演进及前沿趋势。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2012—2021年在中文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以“家庭农场”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家庭农场研究的核心作者与重点文献、研究热点与核心体系、热点演进及前沿趋势等进行系统梳理和可视化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家庭农场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经历了2012—2014年的爆发期、2015—2017年的高峰期和2018—2021年的稳定期;从事家庭农场研究的核心力量突出、新兴力量活跃,但跨机构的合作研究有待加强;重点文献形成了“基础性理论探讨—现实性实践探索—新时代背景契合”的完整研究体系。（2）家庭农场研究热点呈现“中心密集、多点爆发、拓展较广”的网络结构,且具有明显的政策指向性;各热点间综合交叉、互促互融,进而形成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现代农业禀赋”“乡村振兴战略”4大板块组成的核心体系。（3）各阶段家庭农场研究的侧重不同,但前后关联相继,研究内容由传统小农户转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等逐渐拓展到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与经济绩效评价,并积极开展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应用性研究,其中“经营绩效”“乡村振兴”“三权分置”“人力资本”等仍将是短期内家庭农场研究的热点。当前我国家庭农场研究与前沿经济学理论的契合还不够充分,经验分析的数据获取较为困难且研究方法受限,研究视角也有待进一步拓展。未来的家庭农场研究需要充分融合前沿经济学理论,构建更具时代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实现多学科、多领域、多形式的交叉融合发展。同时,要基于典型样本总结家庭农场发展的中国经验,并进行理论提升,进而为家庭农场理论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世界各国的家庭农场实践提供路径借鉴。此外,还应积极扩充数据来源,不断改进家庭农场研究的实证分析方法,并契合家庭农场发展的时代背景（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化、绿色低碳化、智能化、网络化等）不断扩宽研究视角。     

浅议家庭农场会计核算

新的家庭农场核算办法实施以来，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过程。但家庭农场的会计核算仍需进一步明确、规范和改进。文章论述了如何完善家庭农场会计科目的核算内容。规范会计核算程序，以明确家庭农场农产品成本的开支范围、成本计算对象和成本项目以及正确计算家庭农场营业总支出和定额工资。     

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民重新组织化,构建新的产业经营方式、新的产销制度和多元利益共同体的必然选择.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文章通过对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与建议.     

家族企业转型发展中公司治理的演进问题

通过对众多文献的梳理,构建了"两层次三阶段的家族企业转型发展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国美之争"为例,指出"演进动力不足"与"公司治理结构和制衡机制不健全"是制约我国家族企业转型发展的两大难题,同时在总结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家族利益的保障,职业经理人的选聘、激励与约束,公司治理结构与制衡机制的完善以及外部环境条件的优化等四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创新支持家庭农场浅议——基于陕西省富平县家庭农场金融需求情况的调研

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对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意义重大.但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西部欠发达地区家庭农场融资供需矛盾较为突出,本文从基层调查实际出发,归纳了家庭农场金融需求特点和金融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基于经济利益圆周假说的农民专业合作行为分析

一定时期内,任何经济人的所有经济行为的最终结果,都会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有效经济利益为半径的经济利益圆周;经济人的经济利益圆周范围不断扩大以至相互重叠,是合作行为产生的客观经济基础。农民专业合作行为产生的重要前提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充分发展,并始终以此为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的经济效率来源于参与者的合作收益,但必须保证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农民的合作净收益必须留存于合作组织内部,合理、均衡的利益反馈机制是保证其可持续运行的关键。     

家庭与现代农业经济组织的功能与界限

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现代化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家庭与市场组织的功能与界限在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组织形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存在分歧。对世界发达农业的经验考察表明：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单位,劳动力长期雇佣行为主要集中在动物养殖活动当中,农业现代化程度与农场的土地规模无显著关系,而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当前的农业技术和制度特征决定了现代农业组织形态应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并通过专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组织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因此,我国在推进农业经济组织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坚持以家庭和家庭农场为基础,并支持专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组织的成长,而以雇佣方式扩大农场规模的政策需要慎重推行。     

和谐语境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探讨——利益机制的分析进路

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利益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在制度、市场、组织、文化等维度的利益非和谐现象日趋增多,严重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的进行,作为社会的综合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扭曲了利益机制的作用。在法学理论上对利益基本原理进行解构,实现利益机制的反扭曲,建构双重利益模式和谐互促,利益聚合到利益和谐的转变和农民个体利益的实现等良性利益机制,是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上永佃制与小农经济的延续——中国农业农场化经营的思考

永佃制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土地产权制度,它的产权结构在理论上具有激励土地流转和集中的功能,但在传统农业社会,永佃制不但没有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反而使小农经济得到强化和延续.中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依然是一种小农经济的土地经营制度和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实行农场化经营是中国农业摆脱小农经济束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理想而可行的变革方向,推进农场化经营需要对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经济组织形式进行改革和创新.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机制完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城乡一体化,农村综合改革,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加速推进土地流转等工作做了全面部署.要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只有靠加快推进城镇化、城市化发展,逐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加速推进土地流转,建立失地农民的保障机制,让更多农民离开土地,从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牵引下完成人口与资源的优化组合,打破农业、工业双受制约的局面,进而缔造"双赢".     

家庭农场的制度优势与组织边界——基于交易费用的分析视角

在交易费用的理论框架下,从内生交易费用与外生交易费两个维度,对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企业这三类现代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较之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具有产权明晰、激励相容的组织优势,能够有效节约内生交易费用;与农业企业相比,家庭农场具有独特的农业生产优势,农业企业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也倾向于与之合作。未来的农业生产图景中,"企业+家庭农场"这一农业组织将会广泛存在,并且无论是从节约交易费用,还是从农业现实国情上看,家庭农场这一独特的家庭经营模式具有不可替代性。     

农产品区域品牌视角下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研究

基于农产品区域品牌化发展的视角,通过研究了农产品区域品牌化发展对推动家庭农场在农业发展、农业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的促进作用,从而构建了基于发展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家庭农产发展新型模式。并提出加大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扶持力度,制定重点产业产品支持和扶持培养龙头家庭农场的政策建议。     

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评析

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家庭农场则是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较先进的家庭农场发挥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家庭农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了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但鲜有文献对这些文件中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本文收集了21个省级和31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其提出的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条件和要求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这些认定标准大多存在以下问题：（1）具体要求与定义性规定脱节,不利于评选出真正的示范家庭农场。比如,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来保证“以农业收入为主”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规定性,对经营规模大多只有下限要求、没有上限要求,可能把从事非农生产的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公司性农场等评为示范家庭农场。（2）认定标准过低,示范家庭农场先进性不足不利于示范作用的发挥。例如,未对农场主的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经验以及农场的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等提出要求。（3）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不利于促进不同发展层次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除了在经营面积上省级要求明显高于市级要求外,其他评定条件和要求的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差别不大。（4）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不利于新时代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虽然有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提出了“三品一标”的要求,但在绿色环保方面的要求过低,不能满足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目前,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时间短、整体水平不高有关,但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应该着眼于示范性和引领性,而不是照顾大多数。目前,有些地方的做法（如江苏省）值得借鉴。 建议：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比重、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人数、雇工比例等有一个明确的量的要求,并规定经营规模的上限;适当提高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门槛条件,例如,农场主的年龄要在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在中专和高中以上,近三年至少使用一项以上新技术等;大幅度提高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标准明显拉开档次;增加生态绩效方面的要求,例如,把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机肥利用率等纳入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     

社会生成与国家介入:家庭农场产生机制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村庄内生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市场,成为家庭农场兴起的社会基础。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所引起的人地关系的变动,为家庭农场获取土地资源提供了可能;滞留于农村的数量庞大、经验丰富的中老年劳动力则为家庭农场提供了最为主要的农业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中资本的积累有效地解决了家庭农场的资本投入问题。此外,国家政策的持续推动成为家庭农场产生的重要外部力量,家庭农场的出现既内含着农业现代化的政策目标,也体现着我国农业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