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时间与经济增长--兼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放宽了国外对闲暇研究的假设条件,突出考虑闲暇时间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和对技术进步的外部性,将闲暇时间引入增长模型研究了闲暇与增长的动态关系,并对中国1981～2003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健康的闲暇活动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工业化阶段居民较低的闲暇偏好会拉低经济增长率,因此总体上闲暇时间对我国经济增长展现出微小的负作用.为此文章提出,应在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力度的同时,合理安排契合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公休假制度.     

收入税和闲暇时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笔者通过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于1994年~2012年中国和丹麦的经济数据探讨了收入税、闲暇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税和闲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对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的中国,收入税和闲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增长,而对处于后工业发展阶段的丹麦,较高的收入税水平和闲暇时间对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闲暇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幸福感与经济效率关系的理论研究与仿真模拟

文章以闲暇促进效用(幸福感)的提升为线索,以闲暇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为基础,构建内生增长模型展开分析。结果显示,长期增长率由闲暇的跨期替代弹性和边际效率增长率决定。前者表征闲暇对生产是替代的还是互补的,后者代表闲暇对效率的动态作用。文章还对此结论做了数值仿真,结果显示,当闲暇对效率的作用为负时,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经济最终收敛或出现衰退。文章最后在对不同情形下闲暇对内生增长的作用进行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努力推动国民的闲暇活动具有积极健康的内涵,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幸福感,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对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指出城市规模扩大的外部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大城市比在中小城市发挥的作用更大。     

闲暇视角下的经济增长

该文以闲暇促进效用(幸福感)的提升为线索、以闲暇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为基础,建立内生增长模型。模型分析显示,长期经济增长率可以由闲暇的跨期替代弹性和边际效率增长率决定,如果闲暇能强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经济体就可能保持稳定持续增长。因此,我国在制定和指导国民休息、休闲和休假等政策时,一是要努力促使国民的闲暇活动具有积极健康的内涵,发挥出闲暇对生产的积极互补效应,二是要保证这些政策具有连续有效性、政策效果被不断强化。     

教育、闲暇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把消费者时间分为工作时间、教育时间、闲暇时间,重点扩展了闲暇时间对人力资本积累作用和技术进步的外部性,将闲暇时间和教育时间同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分析了两种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最优平衡增长路径.随后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时间(即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同时,积极健康的闲暇活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处于工业化阶段,对闲暇的偏好还很低,总体上闲暇时间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微弱的抑制作用.因此,合理安排闲暇活动和正规教育活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要向集约型方向发展,就得使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影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不只是技术的发展水平,还包括技术的使用效率。只有高的技术效率,才能使提高的技术水平、增长的要素投入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的飞速增长。利用隐性变量法和HP滤波方法,测算了我国1979-2007年的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技术效率的提高率较低,而且技术效率的提高率同经济增长率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关于经济收敛的一个新寓言——引入闲暇后增长性质的改变

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争论之一在于经济是否会收敛,后者通过将技术进步率内生进而证明经济可以持续增长。本文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的性质不但和生产及技术有关,而且会越来越受到闲暇选择的影响。当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向稳态逼近时,闲暇的互补效应和正边际效应引致个体选择更多的闲暇,这会使闲暇的替代效应最终抵消并超过闲暇的互补效应,导致经济收敛。     

长三角地区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长三角地区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投资效率在1990-2000年期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2000年以来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效率逐渐得到了提高,长三角地区正处在从粗放型增长型往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之中。该文据此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若干政策建议。     

基于闲暇时间—效用函数的居民消费研究——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将闲暇时间引入消费函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闲暇时间—效用函数模型,通过模型分析证明,由于闲暇时间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效果不同,闲暇时间对居民的总体消费同时存在正、负两个方向的作用。通过对我国的实际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与新古典的观点不同,闲暇时间的增加对我国的消费有明显拉动作用。最后,根据理论模型的命题,本文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资本形成动态效率的实证考察

文章利用AMSZ准则研究分析了我国资本形成的动态效率问题,结果表明:1992—2008年间,中国资本形成的动态效率出现了较大波动,多数年份是动态无效的;认为导致资本形成动态无效的主要原因是资本深化水平不断提高、地方政府之间无序竞争以及技术创新能力较低等;最后就如何改变资本动态无效现象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黑龙江省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黑龙江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在资本存量和资本投入量增加的同时更应注意资本是否得到有效的配置.本文使用了Jeffrey Wurgler模型,利用黑龙江省1996-2008年工业各行业的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和工业增加值的平行数据对工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部分总产值高的行业仍然存在着资本配置效率偏低的情况.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人口规模、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经验证据及国际比较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1971—2008年碳排放数据,探讨中国与典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G8＋5）人口规模、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变化的差异性。结果表明：随着GDP增长,中国碳排放快速增长,人均碳排放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单位GDP碳排放持续降低,但依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利用秩相关系数检验人均GDP与单位GDP碳排放,发现7个发达国家均呈显著下降趋势,发展中国家南非、中国呈显著下降趋势,巴西、印度、墨西哥呈上升趋势但并不显著;人均GDP与人均碳排放秩相关系数表明,7个发达国家中,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呈显著下降趋势,加拿大呈不显著上升趋势,日本、意大利呈显著上升趋势;5个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费急剧增加,随着人均GDP增长,人均碳排放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基于此,归纳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变动的三种模式。     

技术效率、配置效率与劳动力市场扭曲——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制度因素

一、改革、增长与地区差距 中国的经济改革通过改进经济激励提高了技术效率,通过资本和劳动从没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流出来而提高了配置效率。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改革阶段(在农村是实行家庭承包制,在城市是进行国有企业放权让     

“创造性破坏”、资本效率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文章通过对资本-产出比率变化的分析,指出由于发展阶段和技术进步形式的差异,较高的该比率能够证明中国经济存在较为普遍的"创造性破坏",从而使得资本形成与技术进步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种机制有助于保持较高的资本效率。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保持谨慎乐观。     

制度变迁、经济增长与要素效率的提升——基于市场化视角的实证分析

改革以来,中国制度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市场化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显著。利用2001—2005年间中国的省域数据,分析了市场化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及对要素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此样本期间,各省域的市场化程度通过对提升技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市场化程度对资本产出弹性的影响程度最大,对劳动产出弹性和技术产出弹性依次减小。在以后一段时间内,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增加资本投资及扩大劳动就业是保证中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

基于一个同时包含物质资本、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R&D资本的拓展的MRW模型,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8—2007年的数据,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不同地区人均实际产出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在西部地区,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认为,各地区资本投入力度以及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可能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金融深化、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率--储蓄、信贷角度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激烈争论，有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