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减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国内目前通货紧缩的压力仍然很大,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在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 近年来税收收入却超常增长,能否实行减税政策成为当前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国外减税政策的实践对我国现阶段财税政策的制定有以下几点启示: 1.减税是政府调控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其作用不可替代。减税政策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决策间接实现的。减少个人所得税会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会扩     

由税收超常增长引发的思考

1998年以来,我国税收呈现加速增长之势。由此引发了众多学者关于我国宏观税负是否过重,应不应该减税的争论。笔者认为,全面减税与当前过热的宏观经济环境不符,与政府有限的财力不符,再加上我国现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很难达到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目的。即使实行结构性减税,也应慎重行事,不可操之过急。     

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中国税收政策取向

进入新世纪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 ,各国纷纷推出了减税计划和方案 ,形成了新一轮世界性的减税趋势和浪潮。我国自 1 998年以来 ,税收收入连年大幅增长 ,这对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促进经济形势的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税收长期超常增长 ,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 ,对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内需、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利。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 ,从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来看 ,中国应采取完善税制、适度减税政策。     

结构性减税藏富于民

刺激我国经济增长无外乎两条路,一条路是推出类似2009年那样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但我国尚未形成以创新驱动和技术主导的内涵式增长模式,一味继续扩大投资只会造成产能过剩和通胀,将给经济转型带来更大困难;另外一条路就是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这正是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意义所在。而且,结构性减税政策对减少收入差距、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也是一剂良方。     

当前税收超常增长分析和税收政策选择

我国税收近几年来超常增长，通过分析导致税收超常增长因素后发现，我国没有实施与积极财政政策背道而驰的“制度性增税”。但是，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减税浪潮，加上几年来以扩大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明显且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使得税收收入的超常增长不免引来诸多关于减税的争论。我国通货紧缩的特殊性、现有的税制结构、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等因素决定了当前全面减税恐怕得不偿失，但是税收自身独有的特点使得其在当前环境下有所作为。     

西方经济学中的减税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文章围绕围绕西方经济学中的相关减税理论展开,分析当前我国税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现状,探索西方经济学中减税理论对我国税制的借鉴意义.以促进我国税收制度的完善和经济的发展.     

金人庆认为当前减税对经增长作用不大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1月1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当前中国实施减税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有限。他认为,目前中国的税制以间接税为主,而以消费税为代表的直接税的覆盖面不广,因此减税直接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     

乃是经济转型良方

<正>未来几年是我国转向减税道路的最佳时机。通过"有增有减,重在减税"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是一剂良方,能有效传递政府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思路和政策导向。从财税政策的视角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一方面,不管是我国学者还是政府,一直大力主张结构性减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个体户     

由需求管理转到供给管理

2012年6月14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36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如何实现稳增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指出,近期我国经济出现下行是在预料之中的,为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必须转变观念,由需求管理转到供给管理。具体措施包括:着力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自主增长;坚决实行结构性减税;引导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认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宏观税负倒U型演变主导因素的变迁

基于我国减税降费背景下宏观税负呈现倒U型特征，将研究期分为1994—2012年和2012—2020年两个阶段，构建贝叶斯LASSO模型实证分析两个阶段宏观税负主导因素的变化。结果发现：我国宏观税负经济主导因素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经济增长驱动转为产业结构引领，经济因素对东部地区宏观税负的拉动作用更为强劲。税收征管因素成为影响宏观税负的最重要因素，影响程度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在营改增政策和减税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下，营业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效应逐渐缩小，增值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调控作用开始凸显，不同区域税收结构因素对宏观税负的影响程度不同。我国应进一步发挥第三产业的税收增长潜力，加强税收征管，聚焦制度性减税和财政支出结构性改革，保持宏观税负的总体稳定，同时注重区域差异性，促进区域经济和税收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