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与减税降费有效性:抑制还是强化?

为厘清减税降费政策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效应,本文将年龄异质性家庭、减税降费政策引入新凯恩斯分析框架构造TANK-DSGE模型.通过不同老龄化水平下减税降费短期政策效应的动态模拟,以及长期财政乘数与福利损失分析后,本文发现:劳动、资本减税与社保降费政策均可促进经济增长并刺激年轻群体消费引发通胀,同时会挤出老年群体消费;消费减税则促进了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政策调整空间趋紧,减税降费的有效性下降:一方面,有效性下降表现为老龄化程度加深在减弱了宏观调控的短期刺激效应的同时,恶化了减税降费对经济增长、投资和消费的长期调节效果;另一方面,有效性下降表现为政策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增加,政策的负向效应被强化.     

是否应该征收含糖饮料消费税? ——基于消费税职能的探讨

基于我国减税降费背景下消费税理应秉持的职能定位,本文对征收含糖饮料消费税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征收含糖饮料消费税能够为政府的消费税收入带来至少2％的增幅,同时可以降低居民的能量摄入和体重;尽管存在微弱的收入分配负效应,相对于含糖饮料过量摄入引起的健康负外部性导致的经济损失,征税带来的收益比较可观.本文建议将含糖饮料消费税作为引导居民健康饮食消费的一个切入点,通过逐步扩大税目的方式最终形成契合我国国情的不健康食品消费税.     

减税降费、政府干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分析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2006-2019年我国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分析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以及政府干预的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非线性，当政府干预程度低于门限值时，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当政府干预程度高于门限值时，扩大减税降费力度反而会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构建了减税降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传导机制。另外，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差异性，且影响程度受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     

浅谈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

近些年来，为有效刺激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逐步扩大内需，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主要包括蟓值税转型改革、营业税全面改征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等措施。本文主要从结构性减税的实质性内容方面进行了榴关探讨，旨在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优化税制结构。     

中国继续实施“减税降费”的困难与挑战

近年来,中国"减税降费"政策不断升级。继续实施"减税降费"面临以下四方面的挑战:支出规模持续增长挤压"减税降费"空间、"减税降费"后弥补减收的资金来源不足、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与减收之间存在矛盾、"减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调节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并据此提出降低总体税负水平;完善社会资本参与的筹融资机制等建议。     

降成本有效增强了企业竞争力和经济潜在增长能力

<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降成本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多措并举降成本,使企业轻装上阵,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降成本措施,对2017年降成本工作做出明确部署。各     

减税降费政策对基层财政收支的影响思考

近些年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加,增速放缓,减税降费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政府部门起到政策落实能够激发广大群众的消费欲望,为企业减轻税务负担,同时增加就业率。虽说减税降费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但是由于规模较大,短期内会给各基层财政带来巨大的冲击,无论是财政收入体系、财政支出体系,还是财政的稳定运行,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基于此,本文对减税降费政策对基层财政收支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应对策略,仅供参考。     

减税降费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实行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和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帮助民营企业减轻税费负担和激发创新活力.本文基于民营上市企业2015年～2019年短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讨论减税降费对民营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减税降费政策会引发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显著增加;进一步引入生命周期变量发现减税降费对不同生命周期民营企...     

经济新常态下减税降费审计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实行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减税降费因其应运而生,有效开展减税降费审计工作有助于促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 文章根据我国减税降费所处阶段结合近三年审计整改报告,分析了减税降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关注减税降费全面落实情况以及落实过程中带来的财政压力和特殊问题的审查,加强不同审计之间的结合,提升有效披露等方面开展减税降费审计工作。     

减税降费对制造业的影响——以格力电器为例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为了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我国在2019年实施普遍性、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制造业是该政策最直接的受益方,这一改革减轻了税费负担,提高了制造业的研发能力。本文以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运用格力近年的相关财务数据,分析制造业在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发展和税收负担情况,找出减税降费在制造业中的效应体现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求更好地运用税收政策服务制造业发展。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减税降费的经济效应分析

非典疫情以及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其中又以第三产业损伤最大。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以保障民生、助推企业生存发展、活跃市场。本文研究减税降费政策在稳定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效应,同时发现减税降费政策设计和执行中存在着不足,从而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思路。     

有效税率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本文从有效税率的角度出发定义税收结构,以分税制改革为节点,测度吉林省1994—2021年的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数值,分析其变动趋势和省域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模型,对吉林省有效税率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吉林省资本收入有效税率偏低,尚达不到提升经济增长的作用;劳动收入税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劳动收入有效税率有促进经济和投资增长的正向作用;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具有扭曲性,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地方政府应转变观念,开放思想招商引资,促进资本收入税的增收;第二,为劳动力减税降负,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留住优质人才;第三,释放税制改革红利,迎合时代需求,增强社会主体的消费意愿。     

减税降费、民营企业异质性与创新发展

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市场经济的繁荣稳定,本文运用民营企业横截面数据,实证分析减税降费与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研究视角定位于企业的异质性,从民营企业的营收规模、技术密集度、员工规模等不同角度,探讨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减降红利收益在异质性民营企业间的归属.研究发现: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对大型民营企业而言是多重利好,对中小型民营企业而言则存在显著差异;员工规模与减税降费红利成正相关,营收规模与减税降费红利的相关性因营收规模不同而有差别.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消费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的思考

全面营改增实施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消费税能否作为地方税或是央地共享税进而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一直以来亟待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在2019年的10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更是为消费税提供了改革基础,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思考。这样看来,对消费税制度进行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本文从探讨我国消费税作为央地共享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角度入手,对《方案》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同时经过思考研究从而认为消费税作为央地共享税是必要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探求一些国际经验对我国消费税即将进入央地共享新模式的具体路径进行研究,进一步对我国消费税未来改革方案提出一些建议。     

房产税征收对家庭效用的影响

本文采用跨期最优模型，引入房地产资本和房地产税收，形成简单的两部门模型，计算当经济达到稳态时，家庭如何分配最优的消费和房地产资本投资，确定经济增长、房地产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关系。本文分析结果表明，征收房地产税会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     

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谁承担了环境治理的成本

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被大多数学者肯定，但是环境规制的收入分配效应却较少有文献提及。本文将2018年环境保护税改革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三重差分法研究了市场型环境规制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治理的成本主要由高污染行业的劳动者所承担，环境保护税改革虽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和环保投资，但同时也会增加企业创新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降低企业的流动性，进而增加企业的资本成本。在劳动要素的调整成本较小且流动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企业会通过降低劳动者报酬的方式将资本成本的上升转嫁给劳动者，导致劳动-资本要素价格比和劳动要素收入占比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劳动者议价能力越大的企业，转嫁程度越小；在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转嫁程度越大；在劳动力越密集的企业，转嫁程度越大。本文的结论表明，提高劳动要素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流动性、畅通劳动要素市场，有助于实现环境规制的“三重红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日本最新税制改革及其影响

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低迷,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社会日趋严重。日本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先后实施了数次以减税为主要基调的税制改革,但收效甚微。数次大规模的减税和经济的低迷使日本的税收收入逐年减少,财政状况日益紧张。日本政府意识到单纯的减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本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问题,提高消费税从而实现财政重建和充实社保财源成为了日本政府最现实的选择。提高消费税短期内会对日本经济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有利于民众减少不安、增加投资和消费的预期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减税降费”对制造业间接税有效税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投入产出税收价格模型的分析

本文选取2010—2019年全国分产业、分税种数据,利用RAS法延长可用投入产出表,测算制造业有效税率。结果如下：第一,“减税降费”使制造业间接税有效税率降低了3.07%,其中2016年全面“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小于2019年制造业留抵退税与增值税一般税率下调的减税效应;第二,制造业间接税的减税效应是“营改增”扩围、增值税与消费税变动和税负转嫁综合的结果;第三,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在改革中获益最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益最小;第四,“减税降费”后,各类型制造业间接税有效税率差异进一步缩小。     

减税降费:成效、问题与路径选择

减税降费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约束.如何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系统总结减税降费政策的理论基础,以及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成效的基础上,从分税制财政体制、税收法定、政府主导型投资、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社会保障缴费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制约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深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并从长期和短期两个维度探讨了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以期为减税降费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疫情冲击、收入差距与财政政策援助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影响.本文研究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异质性企业就业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疫情冲击会使得我国企业的产出、投资、消费和工资下降,然而疫情冲击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居民收入的负面影响大于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就业居民收入的影响,使得异质性企业就业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第二,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破产概率、劳动边际产出和投资转换能力差异是造成此次疫情冲击对异质性企业就业居民收入影响的根本原因;第三,福利分析发现疫情冲击使得总福利下降,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居民福利损失大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居民福利损失.政策方面,政府通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对低收入居民进行工资补贴或发放消费券和鼓励及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