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避税——基于"沪港通"和"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沪港通"和"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情境,以2008-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沪港通"和"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试点公司避税程度显著下降,该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强化对管理层的监督以及提升信息透明度等途径抑制企业避税行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效应主要存在于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企业中,即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和企业融资需求大的样本中,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行为的负向影响更强.     

资本市场开放与中国上市公司出口边际——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先基于拓展的Chaney(2016)模型,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出口边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随后采用2007-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并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系统地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为表征的资本市场开放,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扩展边际(出口倾向)和集约边际(出口规模);资本市场开放通过获取更多的外源流动性以减少融资约束,降低了上市公司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进而促进其出口边际;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促进出口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和资本密集型上市公司中尤为显著.     

沪港通的绩效增长与反向选择效应——兼论实现高质量增长的资本市场改革路径

本文从金融服务实体企业角度探讨了沪港通对“成分股”绩效增长是否存在激励效应和治理效应,以及沪港通的成分股“选择机制”是否存在“反向选择效应”,并综合运用线性调整、逆概率加权、内生处理效应、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估计方法,得出如下结论:(1)“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升成分股企业的绩效水平;(2)沪港通持股水平高更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水平,表明沪港通持股存在治理效应;(3)政策实施过程存在潜在的福利损失——那些在“沪港通”中受益水平较低的企业更大概率地被选入成分股,从而降低了开放政策所能达到的最优福利水平。这表明以“试点”方式进行资本市场开放,会产生因“反向选择”而导致的福利损失。因此,需要加强改革的“强度”和“广度”,适时提升“沪港通”交易份额,并扩大沪港通成分股范围,以提高微观企业增长水平及增长质量。     

资本市场开放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探究

本文借助沪港通和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的自然实验,研究资本市场开放与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增大了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和乐观性偏差.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大量持股和明星分析师可以抑制资本市场开放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负面作用.     

资本市场开放与银行流动性创造关系研究——基于“沪深港通”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银行在精准支持实体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沪深港通”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情境和上市银行经营状况，基于2007-2022年我国36家上市银行的财务数据，实证分析资本市场开放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内在影响机理。结果显示：资本市场开放显著提升了银行流动性创造；调节效应表明：银行景气度的提高加大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市场势力较强、东部地区的银行流动性创造对资本市场开放的正向反应更为敏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应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开放制度，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     

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及效应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金融开放口径也不断拓宽,其中资本市场开放尤为受瞩目。本文整理了我国资本市场一系列开放举措:(1)B股、QFII、RQFII为境外投资者提供单向投资途径;(2)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两地市场双向互联互通机制相继开通;(3)中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国际性指数。然后进一步对资本市场开放的效应进行分析,并提供完善路径。     

距离、高管背景、交叉上市如何影响股票交易量 ——基于沪股通的实证研究

沪港通政策的推行,促进了中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和健康发展,学术界对沪港通的研究也开始增加,但着眼点多集中于开通后对企业绩效和指数的影响,鲜有从企业本身探究文化特质对交易量的影响。本文以北向的沪股通为例,选取2014年12月5日～2017年6月5日间的沪股通北向交易数据,将文化特质分为距离、高管背景、交叉上市三个部分,试图探究文化如何影响香港投资者购买沪股通标的A股的行为。结果证明,香港投资者北向购买时,会选择距离香港较近、交叉上市、规模较大的公司。     

资本市场开放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了吗? ——基于"沪港通"政策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本文以沪港通政策实施为背景,借助PSM、DID和处理效应等因果推断方法检验了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政策对微观企业融资约束及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发现:沪港通开通可缓解成分股企业的融资约束,但融资约束的缓解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弱化了企业投资不足,也激励了过度投资.尽管融资约束的缓解对过度投资呈现出一定的直接激励效应,但同时也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激励作用,并最终通过提升产品创新能力间接缓解了过度投资.     

资本市场开放能够缓解企业产能过剩吗？——基于“沪港通”开通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中国工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愈发严重,如何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已然成为政府、实务界和学术界热议的焦点。利用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外生事件,文章以2012—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其次,资本市场开放对于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作用,在取得银行借款较多、企业所得税税负较低、土地使用成本较低的公司中更显著,而对于行业信息环境的调节效果不敏感。证明资本市场开放是通过缓解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来提高产能利用率从而化解产能过剩。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降低标的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进而化解过剩产能。文章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缓解政府干预带来的中国式产能过剩,在丰富了"治理产能过剩"相关领域研究的同时,也为"金融服务于实体"这一政策要求提供了理论支持。     

以开放促改革

<正>今年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时宣布:"我们将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机制,进一步促进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健康发展。"在李克强总理宣布沪港通启动后不到3小时,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即发布《联合公告》。上交所称将根据《联合公告》,与有关各方进一步协商,尽快达成交易结算等合作协议,并完成规则、业务、技术等相关准备工作。10月中旬,证监会向各地证监局下发《关于证券公司参与沪港通业务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沪     

可转换债券走俏香港市场

伴随“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建立，在港交所上市的内地中型企业将成为南下资金的重点掘金地带。对于专业投资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克服资本市场的一致性预期，发挥对本土企业研究的优势，运用可换股债券等多种交易工具实现投资增值。     

高铁开通对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为探究高铁开通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的成效,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经过PSM-DID处理,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源价值和员工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高铁开通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地区和企业规模上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如下特征：东部地区所在上市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受益于高铁开通最多;高铁开通对于中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水平的正向影响大于大型和小型企业。本文分析高铁开通如何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价值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因果关系和影响路径,对于深化对交通基础建设的认识、解析劳资问题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检验

本文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外商投资自由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面清单模式引致的外商投资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加快企业资本深化和带来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但没有显著证据表明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降低垄断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异质性研究证实，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非出口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后，对政府行为的拓展分析发现，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可以弱化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而加大政府补助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本研究从外商投资自由化视角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解释，对进一步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具有启示意义。     

沪港通对交叉上市公司溢价效应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推进沪港两地的金融合作,同时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2014年4月10日,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联合发布沪港通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公告。此次参与沪港通的股票范围是上证180指数,上证380指数的成分股,以及上交所上市的A+H股公司的股票。因此本文将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沪港通是否改善A股市场与海外市场的隔绝状态,是否促进A股估值体系更加合理进而降低AH股溢价?     

自由贸易协定的劳动收入份额效应：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为例，考察自由贸易协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2005年中国—东盟签署的《货物贸易协议》正式生效作为CAFTA实施的标志，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进行匹配，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的劳动收入份额效应。倍差法检验结果表明，CAFTA实施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这一影响在不同行业要素密集度、不同行业集中度、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CAFTA实施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劳动报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一方面提升了企业平均劳动报酬，另一方面抑制了企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企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进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本文研究为自由贸易协定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新证据，也为中国进一步推进自贸区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     

沪港通交易机制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文献综述

"沪港通"交易机制于2014年实行至今已4年有余,2018年4月证监会宣布将沪股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调整为520亿元,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堪称"史上之最"。同时会计信息透明度对我国当前资本市场乃至社会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基于此,系统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有关"沪港通"交易机制及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展望了这两部分领域相结合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研究

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是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举措，更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潜在动力。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综试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综试区设立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激励效应”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综试区设立对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我国需要加快推进综试区建设，进一步拓展和优化政策作用路径，助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扩大资本市场开放下规范企业短贷长投研究

资本市场开放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统筹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准确识别和防范潜在金融风险,是当前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基于“沪港通”和“深港通”开通的政策事件,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导致标的企业的短贷长投水平显著提升。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缓解了企业债务融资约束。在债务融资约束缓解的背景下,一方面,具备债务市场融资资质的“陆港通”企业倾向于以短期融资替换长期融资,以降低财务费用;另一方面,债务市场中的金融机构在向标的企业贷出资金方面存在对短期限资金的偏好。因此,资本市场开放会从负债端的短期负债增加渠道加剧企业的短贷长投程度。基于此,应以全面注册制改革为契机,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完善开放经济下的金融监管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培育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推动金融机构敢放长贷、能放长贷。     

技术进步偏向、政府税收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以技术进步偏向影响要素收入份额为主线,在原有厂商理论基础上考虑政府税收因素,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率分解为乘数效应、资本深化速度、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税收的变化率,并选取1990—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拉动作用,但乘数效应减弱了这一作用;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和生产税率的提高,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作用。其中,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沪港通与企业技术创新文献综述

沪港通与深港通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对整体市场投资效率提升及企业决策的引导均具有重要意义。过往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而就沪港通与企业微观特征的关联,尤其是技术创新等长期投资决策的研究相对缺乏。文章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两大视角,归纳了沪港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梳理出一个基本的作用机制框架,并就未来深化研究的方向提出了若干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