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与政府投融资平台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政府投融资平台企业是在地方财政压力、官员晋升压力背景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承担了更多政府功能,使其投资效率低下。金融生态环境决定了平台企业的外部融资条件,势必影响其投资效率,然而鲜有文献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以2011-2015年省级城投债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金融生态环境所具有的缓解融资约束,降低政府干预两方面构建分析框架,分析金融生态环境及其维度对平台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越好,该地区实体经济基础越发达、金融发展与政府治理水平越高、法律制度环境越好,平台企业融资成本越低,这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造成的投资不足现象;政府治理能够抑制平台企业过度投资;法律制度环境能够抑制平台企业过度投资,法律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对提高平台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替代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推动平台企业经营市场化改革,防范与治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提高其投资效率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企业资金配置脱实向虚的视角

在经济减速换挡的新常态下,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出现了背离: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率持续增加而实物投资率却在不断减少。本文以我国企业金融投资为对象,以经济增长理论和企业投资理论为基础,通过系统广义矩(GMM)模型,实证分析了现阶段企业金融投资持续增加所形成的资金配置"脱实向虚"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第一,我国企业金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相较于经济上升期,在经济下行阶段企业金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显著;第二,相较于技术资本投资,企业金融投资对物质资本投资的挤出效应更强,且金融投资收益增加会加剧该挤出效应;第三,企业资金配置脱实向虚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在我国东部地区尤为显著。     

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及内外部条件的变化,科技创新已成为新时代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以金融驱动技术进步的视角,构建内生增长DSGE模型,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佐证了我国技术创新的逆周期性,并发现金融资源在企业生产性投资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分配,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要素投入规模和技术进步率两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且这两种影响之间存在“跷跷板”关系,但后者更具主导性。在此基础上,诠释了金融、技术与经济的动态传导机制:经济扩张期,企业生产规模扩张,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增加,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减少,技术进步率放缓;经济收缩期,企业缩减生产规模,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减少,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增加,技术进步率提升。本研究的政策启示为,面对当前发展新矛盾、新挑战,应把握发展新格局、新机遇,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机制,鼓励创新投资,充分发挥股权市场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支持作用,并辅以稳健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企业创新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激活企业创新需求,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CEO金融背景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吗?

中国上市公司具有金融背景的CEO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征,其特征必然会反映到企业投资决策中,这为研究投资效率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在此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本文考察了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EO金融背景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进而降低企业投资效率,且银行背景CEO产生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渠道检验发现,CEO金融背景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在丰富高管金融背景与投资效率相关研究的同时,也为公司治理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考。     

地方政府债务是否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基于金融分权的调节效应

本文采用2005—2017年宏微观数据，研究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且在不同产权下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一方面加剧了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导致其投资不足，另一方面加剧了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导致其投资过度。研究还发现，金融分权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金融隐性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两类企业投资效率的负效应，金融显性集权削弱了地方政府债务对非国有企业投资不足的负效应，但对国有企业投资过度负效应影响不显著。本研究为地方政府债务影响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路径。应优化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结构，完善金融分权制度，为企业提供良好投融资环境，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进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个体异质性EPU指标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通过窗口滚动回归模型测度出体现企业个体异质性特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标,重点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的比重,且这种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竞争较强行业以及初创公司表现得更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形成的企业融资抑制效应与实体投资风险放大效应抑制了实体投资,相应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在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环境改善和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金融化、经营绩效与创新投资——基于我国制造型企业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制造型企业上市公司2008-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制造型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并检验企业存在经营绩效异质性时，制造型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制造型企业金融化整体上对创新投资产生了抑制效应；而企业的经营绩效在两者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本文研究重点关注制造型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研究结论为制造型企业优化金融化行为、提高创新投资水平及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的背景下,供应链金融是否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备受关注。本文以2018年“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探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等渠道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位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或产权性质为非国有时,供应链金融对其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供应链金融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主要表现为缓解投资不足,并且供应链金融引起的企业投资效率变化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建议政府以多层次、系统化的支持政策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实施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创新支持政策下自贸试验区企业多阶段研发投资动态决策分析

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构建自贸试验区企业多阶段研发投资动态决策模型,运用数值模拟方法,考量自贸试验区相关税收、补贴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创新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传统投资决策方法,多阶段研发投资动态决策模型能更好地帮助企业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动态调整研发投资策略,发掘政策红利;有助于政府及时调整与完善相关政策,激励与引导企业创新。鉴于此,需完善鼓励类产业目录、优化事中事后监管规则、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适时调整企业发展战略。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O金融经历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Baker等人开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依据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以及CEO金融经历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企业金融化抑制效应显著,具有金融经历的CEO可以缓解该抑制效应,且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过度自信在CEO金融经历的调节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鉴此,政府应优化实施经济政策的方式,改善民间投资环境;企业应合理配置高管团队以发挥烙印机制的最优效应,完善高层管理人员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管理者需正确认识自身优势,避免盲目自信导致过度投资.     

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与企业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以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金融性质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化程度。(2)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主要提高了保值性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同时本文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轻的企业。这说明,金融控股股东投资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3)作用机理分析表明,增加母公司层面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的股权投资,是金融控股股东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重要影响渠道。(4)异质性分析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实体投资环境不佳以及不存在信贷歧视的企业。(5)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金融股东控股的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边际效应更大。本文从控股股东金融性质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微观驱动因素的研究,对政府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动因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上司公司过度投资的问题越发凸显出来。上市公司把大量资本集中在净现值为负的领域,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而且使得公司价值下降,危害到了投资者的利益。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动因分析,从而提出抑制过度投资的防范措施。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但会加剧企业的投资过度,与A股上市公司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更大;数字金融影响投资效率的内在机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主要表现为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数字金融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数字金融对内控有效企业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要大力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化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环境和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权变抑或逐利:环境规制视角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

立足环境规制日趋严苛和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本文基于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尝试由环境规制入手阐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具有强化效应;与低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弱污染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强化效应在高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强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实体企业金融化,最终对企业主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拓展了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从环境规制角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制度动因进行扩展性探讨,对环境规制政策的调整优化以及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选择2011-2017年我国沪深上市实体企业的样本数据,以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政策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出台带来的所得税抵税收益在提升实体企业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实业投资的同时,会提升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出台仅对现金流较贫乏、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高以及规模较小的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不仅能够丰富企业金融化的理论研究,还有助于税务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整优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及相关配套税收政策,以便更好地防范、化解脱实向虚风险,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杠杆率变动、固定资产投资与研发活动——兼论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研发投资的理论模型,分析得出企业杠杆率变动与投资行为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低杠杆下,杠杆率的增大会使企业增加固定资产和研发投资的规模。对于财务柔性更强、发展前景更好的企业,杠杆率的提升能够增大此类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即企业开展更多能够提升技术水平的研发活动。进一步研究发现,短期杠杆与商业信用杠杆的提升有助于财务柔性较好的企业提高研发投资占比,而对于发展前景不佳的僵尸企业,长期杠杆和银行杠杆的提升反而会使其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产能过剩问题。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要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入到创新型经济上,给予优质及前景较好的企业一定杠杆率调整空间和自由度,使其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资金,激励其开展研发活动,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期间受到疫情频发、保护主义兴起等各种因素的阻碍,无形中加重了实体企业稳健运营的压力。金融市场发展始终致力于缓解实体企业困境,而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排斥的经济阶段是否引致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出现错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通过研究2010—2021年我国A股企业数据（剔除金融与房地产企业）,并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比重作为调节变量检验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机理。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的内源融资与实体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外源融资的增加会削弱实体经济的增长;企业金融化水平对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强化了企业内源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削弱外源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我国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发挥了较大的“蓄水池”效应,在优化企业债务结构与提高安全边际的同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