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借助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挖掘技术定量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金融这一新兴金融业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对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东部和南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营商环境、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增加研发支出四个渠道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通过探索和识别激发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外部条件,为加速形成数字化转型新格局、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不对称与股价崩盘风险

数字经济正在世界经济舞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成为时代背景下的必行之路。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推行数字化转型会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推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进一步进行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以及加强外部监督力量的方式降低企业内外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有效缓解股价崩盘风险。     

贸易数字化、柔性生产力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异质性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模型，将数字化转型决策引入其中，研究企业的贸易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贸易数字化通过增强企业的柔性生产力提高质量改进的固定成本效率，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借助大数据爬虫技术，识别企业自建主页以及使用国内电商平台或跨境电商平台的具体情况，据此构建测度企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高贸易数字化水平能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讨论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信。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柔性生产力是贸易数字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且考虑不同样本期和替换新指标后该机制依旧稳健，特别是小微型、劳动密集型、初创型或一般贸易企业进行贸易数字化转型，更能通过该机制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数字技术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采用跨境电商平台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最大。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否延长了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库以及国泰安金融经济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率，有助于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仍然成立，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所在区域以及企业出口产品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信号效应”“研发和生产率效应”两组渠道降低企业出口风险率，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本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持续时间的理解，同时为提高企业出口稳定性与国际竞争力，推动新发展格局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框架分析

在世界经济数字化变革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框架下,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OFDI概率,经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渠道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所有权优势、提升内部化动力与克服外来者劣势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产权性质、人力资本结构、行业要素密集度、竞争程度以及投资模式将影响数字化的OFDI赋能作用。最后,基于投资规模与投资绩效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还能助力OFDI“增量提效”,且规模增加体现在OFDI扩展边际。     

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生命周期与风险承担

产业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文章以2007-2017年上市A股企业为样本，从风险承担的角度实证检验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及其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差异。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激励作用，在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的激励作用较强，在成熟期不显著。对产业政策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可以通过政府补助、信贷支持以及税收优惠等途径增加企业的可支配资源，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不但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显著，而且对处于衰退期的国有企业与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也一样显著。文章的结论从微观层面提供了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证据，对国家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以及企业的风险决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员工工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立足数字经济背景探讨如何通过保护劳动所得促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员工工资。在此基础上，本文检验了背后的作用机制，发现经济租金分享和就业结构调整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工资关系中发挥了正向的传递作用，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租金增加和高技能劳动者占比提升→员工工资提高的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工资的提升作用分别在高数字化行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高市场集中度行业、大企业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积极把握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机遇，持续发挥数字经济对工资合理增长和就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以及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供了一定启示。     

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

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凸显,但其创新活动却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高,内部企业自身风险承担水平不足的局面。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承担和企业创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实证检验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面冲击是其抑制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渠道,起到中介作用;补助这一常用政策工具是帮助企业抵御环境不确定性冲击的有效手段;提升高管薪酬激励,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维持企业良好声誉等措施可以缓解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数字化与危机期间的企业韧性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抵御新冠疫情冲击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发现，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在疫情期间遭受的损失更小，同时其恢复力更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在危机时期的韧性。本文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人与人直接接触风险、提高股票流动性两个方面提升了企业韧性。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对企业投资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的发展状况、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理,其次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选取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变量进行传导机制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对企业投资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管理部门应当通过积极改革为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的氛围,企业应当积极重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带来的促进作用,以及企业应当重视在数字化转型中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     

行业锦标赛激励有效性研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的经验证据

行业锦标赛激励在中国资本市场是否有效值得关注。文章选择2009—2019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对这一问题加以检验。研究发现：行业锦标赛激励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表现为行业锦标赛激励强度越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行业锦标赛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经理人市场有效程度较高、CEO过度自信以及CEO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而产权性质削弱了行业锦标赛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行业锦标赛激励增强了投资意愿、提高了研发支出，以上构成了行业锦标赛激励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经济后果检验表明，行业锦标赛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业绩。文章以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明晰了行业锦标赛激励在公司治理中的情境特征和作用机制，为新兴资本市场行业锦标赛激励有效性研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银行表外业务、 货币政策传导与银行风险承担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检验了表外业务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双重效应,即表外业务发展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直接效应)以及表外业务通过强化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间接效应).理论分析表明,表外业务高复杂性、高杠杆率、 低透明度和流动性期限错配风险直接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表外业务对利益搜寻效应的强化和对央行沟通和反应函数的改变则强化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利用25家上市商业银行2009～2016年的面板数据,在采用两步法规避货币政策与表外业务的内生性影响的前提下,本文实证检验发现:表外业务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并且表外业务确实强化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本文探讨了表外业务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异质性,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响应更为稳健与审慎.本文的研究为理解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视角,对防范表外业务风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零售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渠道集中度视角

零售企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时代零售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技术和消费升级双轮驱动的必然结果.本文基于76家上市零售企业数据和渠道集中度视角,实证检验了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改善其经营绩效,增强其盈利和资金筹划能力.在渠道集中度更高的零售企业样本中,这一正向影响更为...     

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动下,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引擎。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类型流通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国有企业、仓储邮政及运输业、东部地区流通企业的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效率、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供应链集中度三个间接途径促进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考察充分体现流通业属性的供应链集中度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抑制下游客户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并未通过降低上游供应商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流通企业运行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为释放数字红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父子共同决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父子共同决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父子共同决策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负相关。机制分析表明,父子共同决策通过缓解两类代理冲突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公司信息透明度较低、外部监督水平较低时,父子共同决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对改善信息环境、提高信息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净利润价值相关性的正向影响,提高了对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对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以及对投资者根据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所处外部环境正确理解会计信息,都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短贷长投

当前数字化变革日益成为实体企业提高经营决策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章利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缓解了企业“短贷长投”的程度，证实了“决策优化假说”。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降低经营风险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自身融资能力较弱、外部融资环境较差、公司治理相对薄弱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更为明显。文章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与经济后果的研究框架，为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找到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吗?

数字化转型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能否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以企业环境绩效为研究视角，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讨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效应。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企业环境监督和优化企业环境沟通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当环境规制强度较高、金融生态环境较好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理，拓宽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视角，对于政府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以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