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报酬:控制权激励观

本文在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是自别的（seif—interested）假设前提下。从理论上分析了其为什么乐意接受明显偏低的显性报酬（包括年薪、股权收入等）而不选择“另谋高就”的经济原因。研究表明,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可以通过控制权收益来获得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同时．国有企业这种控制权收益激励模式不仅不能达到有效激励高管人员的目的,而且会导致高管人员利用其实际控制权损害股东利益、增加企业的交易费用、阻碍经理人市场的建立。     

控制权收益作为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激励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将控制权收益分解为隐性收益和显性收益。结果表明,显性收益占控制权收益的9％左右,隐性收益仍是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首要激励因素。研究还显示,隐性收益和控制权收益与企业规模和经营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呈显著的正相关。而显性收益与企业规模和经营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呈显著的负相关;隐性收益还与公司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负相关。最后,提出将自我隐形激励转变成市场显性激励的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绩效评价研究评述

高管人员绩效评价与报酬计划是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它是在管理者受聘上任之前就已明确的一种制度安排。本文对国外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评价方法的讨论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报酬高低及报酬方式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介绍了国内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另外还有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文章最后对该领域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并提出建议。(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绩效评价研究评述

高管人员绩效评价与报酬计划是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它是在管理者受聘上任之前就已明确的一种制度安排.本文对国外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评价方法的讨论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报酬高低及报酬方式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介绍了国内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另外还有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文章最后对该领域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并提出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绝对激励与相对激励

笔者选取2001年~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实证分析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以及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随着薪酬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上市公司已逐步建立起与绩效挂钩的薪酬激励机制,中央控股企业、地方性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高管薪酬都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此外,"高绩效"企业实行相对激励与绝对激励相结合的方式,"低绩效"企业则实行绝对激励。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良好的财务指标、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强劲的市场表现均表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为银行的长期稳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内部机制—尤其是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与国际先进银行还相去甚远。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着重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激励约束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的政策措施和建立现代公司制商业银行激励约束机制的有效途径。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问题研究

如何使给付的薪酬具有最大的激励效果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富有激励性的薪酬策略不但能帮助企业吸引和留住优秀的高管人员,还能影响高管的责任感和他们为企业付出努力的程度。由于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脱胎于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和外部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关注。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机制特点导致其经理人面临着政治晋升激励,文章从国有企业承担非经济目标的角度,探求政治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2010—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激励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政治激励是影响国有企业高管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截面分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董事会独立性以及行业竞争性能够正向调节政治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同时,研究了国有企业政治激励与薪酬及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作用,发现政治激励是显性激励的重要补充方式,并且政治激励与薪酬激励能够发挥协同互补作用。总之,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丰富了国有企业政治激励成效的经验证据。     

高管人员激励模式及激励效果探讨

随着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等高层管理人员已成为影响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年报数据对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对民营企业来说,高管股权激励比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对国有企业来说,薪酬激励的效果则更加明显。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总体性描述及高管激励对策研究

本文选取了2005年至2009年沪市的604家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对高管薪酬进行了总体性描述分析,并按上市公司的行业特征,地域特征和规模特征分别对高管薪酬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关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的几点建议:完善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合理的业绩评价体系和严格执行高管薪酬的决定程序;进一步增强高管薪酬的信息透明度;建立和完善经理人市场.     

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决定的理论与反思

今年以来各国出现的“限薪潮”使得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现有的薪酬决定理论在解释高管薪酬方面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文章从理论上梳理了关于高管薪酬决定的相关理论,并分析了这些观点中存在的一些逻辑缺陷。     

控制权机制的激励层次分析

企业的控制权不仅包括特定控制权而且包括部分剩余控制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需要分析控制权的构成及其激励层次。从构成控制权机制的三个子机制的相互关系切入,对控制权机制的构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证了在控制权机制界面上所客观存在的激励层次,并据此对中国经理控制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可供人们进一步研究的理论解说。     

我国上市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探讨

高管的薪酬激励作为解决现代企业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一直以来备受业界的关注.在我国,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其高管激励问题更值得探讨.     

国有企业高管权利对股权激励动机的影响

国有企业特殊的制度背景赋予了高管层极大的权力,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特有的制度背景研究股权激励动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并为现实中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机制建设及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参考意见.     

行政权、控制权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国企高管的权力配置结构呈现出过度的控制权与残缺的行政权并存的特点.那么,国企高管特殊的权力配置结构是否会影响腐败行为呢？文章利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相关数据,用高管是否被曝出腐败行为和公款吃喝来度量高管腐败,实证研究发现:控制权和行政权过大是诱发国企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而且行政权与控制权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一种权力的提高会强化另一种权力与腐败的正相关关系.不难得出,国企改革的“半市场化”特征及由此派生的国企高管权力配置结构是诱发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解决国有企业腐败问题,须进行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国有企业高管的行政级别,通过市场机制选聘、任免、监督和激励国企高管.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影响企业绩效各种要素的结构特征,以2014—2016年A股上市的391家国有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着重探究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下辖国有企业显性激励不显著,只有隐性激励显著,交互作用结果比较复杂,隐性激励与年薪激励相互增强,隐性激励与股权激励相互抑制.自然垄断国有企业隐性激励的效果要明显优于显性激励,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相互增强.自由竞争的国有企业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两种激励方式相互增强,其中,年薪差距和股权差距的激励效果更为明显.基于此,笔者建议,应针对不同产权类型的国有企业实行差异化的高管激励方式.     

基于公平偏好视角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分析

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套好的薪酬激励机制将会有助于企业发展和成长。在分析当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基于公平偏好视角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展开研究。     

构建激励约束机制:项目管理视角

针对管理者报酬与项目业绩关系不显著,从满足人的多种需要角度,提出建立报酬、控制权和声誉的系统激励约束机制。论文创新性地尝试从项目阶段去分析管理者报酬机制与控制权机制替代关系、报酬与负债的关系,以及声誉与传统激励约束机制的替代、互补关系。论文指出,如果能够系统地建立对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降低代理人的在职消费和约束代理人的“内部人控制”是可以实现的。全文的研究将有利于对激励约束机制之间的关系开展进一步深层次的研究。     

控制权收益、道德风险与软预算约束

Dewatripont-Maskin(1995)将软预算约束描述为一种事前无效,事后有效的动态激励问题,认为信贷的分散化有助于消除软预算约束。文章在DM(1995)模型基础上引入控制权收益变量,论证了事前无效,事后也无效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条件,指出这种软预算约束本质上是控制权人追求私人收益的道德风险行为。信贷的分散化不足以消除事后无效率的软预算约束。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法律机制是减少事后无效率软预算约束的有效途径。     

完善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我们可以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和约束方式按照性质不同划分为。文化性层面、制度性层面和技术性层面”三个层次。这种划分结果的关键不仅仅是激励约束方式上的差异,而是。三种层次的激励与约束方式对被激励、约束对象行为规范的可靠程度和时效不同”,也就是说,被激励约束对象在执行各种层面的激励约束制度时,其行为的可选择性大小不同。三层面激励约束机制中,文化性与制度性层面激励机制主要解决激励目标或内容的设计问题,技术性层面激励约束机制则主要解决目标实现的可靠性问题。因此,三层面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