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如何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是目前实践中面临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研究,揭示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因素:"人治"观念与"官本位"思想、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执法和司法有失公平、农民工个人素质较低。     

成本收益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刍议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中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比重正在不断上升。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实现向市民化转变,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城镇化的进程。本文主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从成本收益视角分析了其长期城市生活能力,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中面临的工资、消费、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路径构建——基于社区营造的视角

社区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民主意识培育、民主行为形成的重要起点。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还面临诸如制度障碍、文化障碍、素质障碍等多方面的融入障碍,破解融入障碍并构建一条合理的融入路径势在必行。社区营造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路径构建,实质是以社区规划、社区参与、社区文化为重要依托,以主体尊重、合作治理、认同的构建为核心目标,旨在让农民工"扎根"社区,共同维护城乡建设成果,共同建设稳定和谐的社区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与中国农村储蓄率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和储蓄率不断攀升,而农村储蓄率却在1999年后悄然下降;也正是在世纪之交之际,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开始不断攀升。由于相对于其他农村劳动力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偏好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当前消费,因此,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比重上升是中国农村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基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比重对农村储蓄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比重上升对农村储蓄率下降的贡献度为59%。通过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对农村储蓄率下降的贡献,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其影响机制源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偏好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包括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身份认同、政党认同和政策认同六个方面。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认同缺失,相关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不高,社会深刻变革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认同的迷茫,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不足,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政党认同的削弱,政策认同障碍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同降低。为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现存问题,应构建合理的社会利益结构,强调制度正义和扩大参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严惩腐败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完善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比较分析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能力、社会保障和个体差异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并针对研究对象的特点,扩展分析了家庭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同时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子女数量和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情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是否是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显著作用。此外,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和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母亲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重要影响。     

和谐社会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心理的构建

作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正日益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制度以及个人自身等方面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状况面临着严重困境。因而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采取多方面措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消除"心理壁垒",提高心理调适能力,构建和谐心理,使其真正融入城市,确保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进行地位消费?——基于城市认同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城市和农村双重生活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在消费形式上呈现出与自我身份"不匹配"的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城市群体的消费趋势,以期通过地位消费获取市民的认同,融入城市群体。本文以城市融入意愿为中介变量,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与地位消费意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在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与地位消费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务工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1省份4268份调查问卷

现有研究对收入和消费的关注多停留在收入影响消费的单向逻辑上,鲜有研究认识到消费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4268份调查数据,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大;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大众传媒要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将文化消费的重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等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

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障碍和组织型社会资本障碍,要化解这些障碍,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城乡二元障碍;必须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参与,构建新型私人社会关系,融入城市社区。     

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研究

现阶段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还存在"人户分离"导致政治参与边缘化;政治参与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政治参与存在不信任心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较多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经济基础薄弱,现行户籍制度不够完善,政治参与的组织保障缺失,新生代农民工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较深,参政意识不强,受教育水平偏低,缺乏现代政治素养和参政能力,法制观念淡薄,政治态度冷漠等。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完善组织建设,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构建网络政治参与平台,加快相关立法。     

“统计性歧视”应避免

刚出版的《广东消费蓝皮书》披露了这样的数据：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把工资寄回家或带回家，65％-70％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都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于是，有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表明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以及消费方式上的差异。     

透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难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职业的转化、身份的转变,还是其价值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既受到各种政策、制度的制约,也受到自身在大众文化环境下自主选择的局限,表现出冲突性和复杂性.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市民化研究

身处现代消费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消费行为等呈现市民化倾向。本文从个体内在需求、群体特征及制度制约来探讨原因,从提倡适度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多参加教育和培训、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来寻求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的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问题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问题,其演变历程伴随着城乡二元制度的发展而曲折多变。由于制度缺陷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资金困难、素质障碍、资本存量缺失,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陷入权利、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等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用新的理念,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采取多予、少取、放活和扩容的措施,强化政府外部"赋能"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增能",才能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角色的转型,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虚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间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但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尴尬的境遇。因此,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处于"虚城市化"状态,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可行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其社会发展权的重要内容。文章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视角,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能力",从个人期望、健康能力、经济机会、参与能力、社会权利五个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融入期望高但相对剥夺感较强,健康能力因长期高强度劳动而弱化,经济收入尚可但就业机会不平等,主动性社会参与机会少且组织生活边缘化,社会权益保障因城身份边缘化而无法实现。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如何破局,必须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形成整体性"合力",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行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网购消费行为研究——基于心理距离角度的探讨

网络购物作为一种新型消费方式,逐渐被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调研对象,选取服装和图书排名最靠前的两大类产品和我国主要电商网站淘宝网、当当网和卓越网三大典型网络商家,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各大电商网站之间的心理距离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消费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对于服装还是图书,新生代农民工在网购时与淘宝网的心理距离明显最小,当当网居中,与卓越网的心理距离最大。因此,对于网购消费潜力巨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我国主要电商网站应加强产品和群体营销定位,通过减小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之间的心理距离来增加其网购消费行为,从而进一步扩大网络市场占有率。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北大核心

网络政治参与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的兴趣和能力,有利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社会化,拓展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渠道,弥补了新生代农民工因流动而不能参与户籍所在地政治活动的不足,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直接行使政治监督职能。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中还面临政治素质较低,经济实力不足,社会地位不高,网络政治平台建设滞后,网络虚假信息泛滥等困境和问题。当前需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素质,拓展网络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为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奠定经济基础,完善网络政治参与平台,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制定网络政治参与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三重”约束的路径探析

2010年中央1号文件特别提出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顺利、彻底地市民化。因此,积极探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并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就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