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要素收入流的一个解释

借鉴舒尔茨的"收入流"理论,以城乡二元结构为逻辑基点,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基于"要素流动—要素价值实现—农民增收—城乡差距缩小"的"要素收入流"理论来解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和发散的原因,寻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脉络;建立双对数模型分析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个要素以及市场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净流出和土地净流出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正向作用;劳动力净流出和市场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净流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本文还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历史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尝试解释不同阶段农民要素流动性以及要素收入流不为农民所有、所享的问题。并从要素市场培育和制度创新两个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障碍与破解路径

完善土地财产权制度,提高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比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方法。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过程中,土地财产具有较大的增收潜力。然而受制于农村土地转让的制约,土地财产权难以实现,使得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为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应从强化农民土地产权主体地位、加快推进农村征地制度改革、扩大经营性土地开发范围、搭建农村建设用地交易平台、扩大农民土地抵押贷款试点、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机制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城市偏向、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城市偏向、滞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从全国看,滞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显著,财政支农比例增加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科教文卫事业财政支出比例、固定资产投资率、政府行为和金融发展程度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分地区看,东中西部滞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仍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且扩大作用依次递增,财政支农等变量在东中西部有不同表现。     

农村信贷供给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是反映振兴乡村成效的重要指标。契合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背景,本文尝试从城乡要素配置视角考察农村信贷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基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理论建立农村信贷供给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与间接传导机制的分析模型,形成研究假说;其次,本文使用中国大陆30省市在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OLS和3SLS方法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研究假说。结果表明:不同层面上,农村信贷供给水平的提升均间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全国和中西部地区提升农村信贷供给水平具备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且大于间接效应,东部地区的直接效应则相反;二者之间的"倒U"特征在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由直接传导渠道反映,在东部地区则由间接传导路径体现。因而,应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倾斜配置金融资金,放大农村信贷的直接效应;应引导人力资本向农村地区转移,降低农村信贷的间接效应。     

政府主导、市场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化与政府主导型经济特征、市场化进程密切相关,本文系统分析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说,并采用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经济特征和市场化进程均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但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进程的协同可有效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初始期市场化进程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则会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主导、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稳健性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共享发展必须构建政府和市场二者有机融合的制度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禀赋差异还是分配不公?——基于财产及财产性收入城乡差距的分布分解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城乡之间的财产不平等、金融资产不平等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分别进行了测算,并采用分布分解方法对城乡差异背后的因素进行了剖析。研究表明,无论是城乡内部还是城乡之间,财产、金融资产和财产性收入各自的不平等都非常高,样本基尼系数超过了0.6;分布分解表明,高分位上财产、金融资产和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有47%以上是由于不可解释因素导致,说明高分位上的分配不公更加严重。应构建促进农村居民财产积累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互动机制,防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金融地域性排斥会扩大收入水平的地理差异,而金融包容通过降低融资门槛、提升金融减贫效应、改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和促进城乡经济包容性增长等路径有利于弥合地域间收入分配不平衡。通过构建包含金融服务渗透性、可得性和使用性的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发现:我国当前金融包容度整体偏低,东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中西部远低于东部。使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包容度的提升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弥合作用;其作用大小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性,金融包容度更低的地区,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的边际效用更大,金融包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再检验——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调节效应的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分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与效果已得到学术共识,而关于两者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联合作用机理与效果仍有待深入探究。本文运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1)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且对使用深度的强化效果最明显;(3)在各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数字信贷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强化效果最为突出。因此,在借助数字技术赋予农户享有金融服务权利的同时,要格外重视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他们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获取能力与利用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新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文章基于协整等方面理论,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新疆1978年～2008年间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并不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新疆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只是短期效应,从长期看,若收入差距拉大的势头得不到抑制,会影响新疆经济的持续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抑制效应”还是“示范效应”

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存在"抑制效应"和"示范效应",但是现有研究并未检验双重效应是否有理论逻辑自洽性,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为检验理论逻辑自洽性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一是城乡收入差距降低农村居民消费,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不变;二是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同时存在"抑制效应"和"示范效应",且前者大于后者,从而验证了双重效应具有理论逻辑自洽性;三是双重效应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两方面重要政策含义:一是基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目标的政策指向是设计并推进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安排;二是中、西部地区除了要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外,还要进一步发挥"示范效应"的作用。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测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测算了包括非货币收入在内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与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表明１９８５年以后收入差距程度扩大，并有继续扩大趋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影响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根本原因。     

区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2001—2015年的江苏省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的金融发展规模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都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政府财政支出并不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的进程对城乡收入的差距影响甚微。通过研究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为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也为政府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重庆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13年重庆市面板数据,对重庆市及其四大主体功能区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重庆市和其四大主体功能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的来看,城镇化拉大了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分功能区来看,城镇化对都市功能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短期内拉大效应较为显著,而长期表现为明显的倒"U"形曲线;对城市发展新区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缩小,但效应不显著,长期内表现为明显的"U"形曲线;对渝东北生态涵养区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具有缩小影响,长期来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U"形影响不显著;对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显著地缩小作用,且长期来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形影响成立但不显著。此外,重庆市及其四大主体功能区的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较为显著,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对缩小重庆市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三大区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当前情况。     

积极发展不动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为建立健全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率先破除闵行城乡二元结构的总体目标,近年来闵行区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不动产的新途径,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转变集体资产增长方式,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农地市场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28个省份农地流转交易数据

根据2003~2013年28个省份《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和土地流转网实际流转交易数据设计农地市场化测算指标,利用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回归方法,考察了农地市场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农地市场化水平跨越相应门槛值的省份,农地市场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否则,农地市场化反而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财政分权、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以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为背景,利用1985年。2010年29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始于1985年的财政分权改革,大幅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收入,且金融发展从总体上也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收入;然而,1994年进一步的分权分税制改革后,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盲目和恶性竞争,使得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背道而驰。由于我国金融结构不合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需要鼓励农村内生金融健康发展,改变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建立城乡互惠的金融制度。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焦点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

正我国农村改革是从解决农民与土地关系开启的。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聚焦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上: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财产性收入;二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缺失限制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三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缺失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造成土地闲置和资源浪费。从现实需求看,尽快落     

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13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和东、中、西部两个层面去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997年前,金融集聚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998年后,金融集聚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中部和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反方向影响不显著,但1998年后金融集聚显著缩小了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在1978—2013年和1978—1997年两个时间段都会明显地拉大其城乡收入差距。1997年成为金融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拐点,原因可能是源于1996年的农村金融改革。     

数字经济发展、财政支出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与保障。文章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理论和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关系,即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引发数字鸿沟问题,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2)财政支出偏向将有限的资源要素集中分配给城镇地区,不利于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抑制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3)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对财政支出偏向的调节效应削弱了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改善财政支出的城镇偏向,加快缩小“数字鸿沟”,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