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时间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6年CHNS数据,从时间耗用而非金额支出角度,通过对比分析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2个年龄阶段不同性别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情况,研究其消费特点及变动趋势,同时利用stata逐步回归法对文教娱乐消费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促进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发展的政策措施。     

基于解构模型的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9～2012年面板数据

近些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是农村消费的总体水平及其恩格尔系数仍然处在较低的阶段.文章采用Kaya恒等式的拓展,对模型中的多个变量进行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建立中国农村消费解构模型,将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分解为消费结构因素、消费率因素、收入因素及通货膨胀因素,并基于1999～2012年中国农村消费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数据表明:1999～2012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较快,2000年之前消费率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变化的干预值最大,2001～ 2012年收入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干预值与干预率均急剧增大,收入因素在这一时期成为影响消费变化的主因,消费率因素次之.就1999～ 2012年各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总体干预值与干预率而言,收入因素的干预值与干预率最大.该文根据数据分析进行相关讨论,认为未来一段时期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量应当从推动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与消费结构转变人手,最终实现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类型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变.     

教育对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文对1994—2004年中国分区域农村各文化层次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比重对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结论表明,总体上看,具有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均对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影响较大,从小学到大学依次递增。东西部农村不同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系数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及其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整体上低于东部地区。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基于LA-AIDS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优化农村消费结构,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能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对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在对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特征分析基础上,实证研究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方法］文章基于1978—2016年贵州省农村居民8类产品消费额及消费价格指数,运用LA-AIDS模型,采用ITSUR估计法和希克斯弹性测算方法对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分析。［结果］现阶段,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过渡,但生存型占比仍较高; 除食品外,各类消费品均富有收入弹性,其中以交通和通讯及文教娱乐这2类最为突出,系数值分别达1897和1571; 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和医疗保健5类消费品为生活必需品,交通和通讯及文教娱乐这2类为奢侈品; 食品、文教娱乐和居住这3类消费品价格变化对其他商品消费量影响较大,其中食品、文教娱乐更多存在替代效应,而居住则更多存在挤出效应。［结论］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需紧紧围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这一关键,多措施并举加以促进。     

基于ELES模型的晋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选取2011-2016年山西省晋北、晋中、晋南三个区域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三区域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消费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利用晋南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测算出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并以此为基础进行ELES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晋南农村居民主要以居住和文教娱乐为消费热点。提出了促进晋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合理化,要从稳定农民收入、改进农村基础设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可行性建议。     

基于ELES模型的苏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目的]基于江苏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方法与结果]通过对江苏统计年鉴(2006~2012)农村居民数据处理,首先采用对比分析法,从收入、支出和消费结构3个方面对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进行对比,结果显示苏北农村发展相对落后,消费结构有待升级。然后,结合苏北农村居民2008~2012年的经济数据,通过消费支出比率核算,得出食品的支出比率基本呈现逐年递减趋势,文教娱乐、家庭设备支出比例基本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表明近年来苏北农村居民消费层次有了很大的提升。最后,采用ELES模型,对苏北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边际消费倾向分析表明,文教娱乐、食品、居住以及交通通讯是苏北农村居民主要消费重点。需求收入弹性分析表明,文教娱乐、家庭设备以及医疗保健为奢侈品,其他为生活必需品。[结论]为促进苏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促进苏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提高农民收入、提升生活品质、加大基础教育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并做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方面给出对策建议。     

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的GMM分析

本文基于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模型分析了农村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促进文化消费占比提升。分区域看,在经济环境、政府效率等因素影响下,南方地区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较北方地区更为明显。为更好发挥农村互联网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优化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管护体制机制,加强农村互联网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村互联网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耦合度。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PSM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从消费结构看,互联网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的生存类消费,而对于享受类消费影响不大;分年龄层看,互联网促进了农村地区青年人的生活用品和服务消费、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说明青年人是未来农村地区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群体;分性别看,农村地区男性更多地占据了消费决策的主导地位,互联网显著促进男性群体生存类消费水平,对女性消费没有明显促进作用。上述发现表明,政府要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和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优化农村消费结构。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PSM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从消费结构看,互联网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的生存类消费,而对于享受类消费影响不大;分年龄层看,互联网促进了农村地区青年人的生活用品和服务消费、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说明青年人是未来农村地区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群体;分性别看,农村地区男性更多地占据了消费决策的主导地位,互联网显著促进男性群体生存类消费水平,对女性消费没有明显促进作用。上述发现表明,政府要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和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优化农村消费结构。     

集体林区农村居民闲暇时间配置及其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满意度分析

基于浙江省集体林区4个县(市)192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描述和满意度评价等方法对样本农户闲暇时间配置状况、特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状况进行分析,同时分析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满意度情况。结果表明:集体林区农村居民闲暇时间较为丰富,闲暇时间以易获性、便捷性较强的娱乐消遣类活动为主;不同地区、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的农村居民闲暇时间配置有较大差异;不同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及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水平也存在一定差异。最后,针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提高农村居民满意度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消费差异分析：兼谈启动农村市场潜力

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浙江省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部分高收入家庭则已过上了富裕生活。但近年来受收入增长趋缓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总体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农村市场不活跃。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消费特点的对比分析,探寻启动农村市场的潜力出路。一、不同收入农户消费差异分析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常用于观察居民生活质量的综合质量指标,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富的标准是：恩格尔系数在６０％以上为绝对贫困,５０％—６０％为勉强度日,４０％—５０％为小康,３０％—４０％为富…     

辽宁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需求变动分析

本文通过对辽宁省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发现：辽宁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发生变化,农村居民消费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和文教娱乐等方面,农村对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等公共产品的潜在需求不断增大,但有效供给不足,各级政府应加强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断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环境。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实证模型,检验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结构的影响,其中财政支农支出划分政府投资性、消费性和转移性支出三类。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其中政府投资性和转移性支出挤入效果明显,而消费性支出对需求拉动作用有限;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看,由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消费具有不同的传导机制,因此其消费结构挤入效果不同。从区域视角看,由于区域差距、政府投资力度以及居民消费偏好不同,不同区域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消费总支出的地区性差异研究——以安徽省农村消费为例

本文利用2001-2003年安徽省17个市的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建立Panel-Data模型，分析地区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分析各个地区差异之后，还将全省按两条大河分为三大区域，并比较了这三大区域之间的消费差异。结果表明，各个地区的农民在消费总支出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长江以南地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最强。     

蔬菜价格波动的农村与城镇居民福利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

借鉴Minot模型和补偿变量思想,本文构建了蔬菜价格波动的农村和城镇居民福利效应的省际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蔬菜价格波动的农村和城镇居民短期福利效应和长期福利效应。通过比较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各省农村和城镇居民CR值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PR值呈递增趋势,但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且城镇居民CR值明显小于农村居民CR值;蔬菜生产价格变化影响着农村居民人均生产福利同方向变化,蔬菜零售价格变化影响着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福利反方向变化,但蔬菜生产价格在农村居民人均总福利中仍占据主导作用;各省相同或相近的蔬菜价格变化引致的居民福利变化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农村和城镇居民长期人均总福利没有明显优于短期人均总福利,且个别省份和个别年份存在短期人均总福利优于长期人均总福利的情况;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福利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农村居民消费福利普遍优于城镇居民消费福利。结合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应该进一步完善蔬菜价格市场信息传递功能、加强蔬菜供给调节机制、健全适时蔬菜消费补贴机制。     

南京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及其原因

南京农村居民消费的现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南京农村居民消费的现状呈现出如下特点:消费水平提高较快,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南京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995年的1955.21元增加到2004年的3619.3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也从1995年的55.06%下降到2004年的46.53%,移动电话、洗衣机和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也大幅增加,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有了较大改善。在消费结构方面,南京农村居民消费中主要实物消费的比重有所下降,主要服务消费的比重有所提高,从1997年到2004年,实物消费中人均食品消费比重从36.8%下降到33.98%、人均衣着消费比重从…     

湖南省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及构成的时空演变分析

近年来,在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作用下湖南农村居民消费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文章采用标准差椭圆和标准距离方法,基于湖南101个县(区)的数据分析湖南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的时空演变趋势。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2010-2016年湖南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的重心总体向西、向南移动;(2)消费市场空间逐年增大;(3)消费能力在东西方向上强于南北方向;(4)西南部农村地区对湖南农村消费拉动作用不断增强。进而,针对湖南四大区域分别提出拓展农村消费市场的策略:长株潭地区的消费产品应向享受型发展,实行等级定价策略;湘南地区和洞庭湖地区消费产品应向发展型转变;大湘西地区应以生存型资料消费为主,实行低价策略。     

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影响效应区域差异分析——来自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将我国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收入分解为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对其消费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差异性显著。总体来看,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大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区域间差异较小,但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内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刺激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工具选择要体现区域差异性,同时,既要重视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也要适时出台一些增加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政策,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阶段性变化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5-2016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各项消费支出和可支配(纯)收入数据,采用ELES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2005-2008年、2009-2012年和2013-2016年三个阶段的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和对比研究。经过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居民在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有很大提升,其消费方向的增长空间较大,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偏低仍比较明显。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可行性建议。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

本文从增收效应、预期效应、示范效应、挤出效应四个方面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虑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的自选择特征和家庭异质性特征,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检验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通过改善家庭收入增长性、弱化收入不确定性、强化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性,促进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增长,但也会增加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家庭消费造成挤出效应。上述四种效应叠加后,非农就业能促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平均提高13.09%,但这一促进作用随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提高而逐渐减弱;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对家庭设备、居住类受流动性约束较强的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食物、衣着、交通通讯消费的促进作用,对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类"软性"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家庭收入为中上水平、存在流动性约束、没有购买商业保险及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这一经验判断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供了方向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