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区融入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城市社区是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转换场域,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由农民变为市民,离不开城市社区这个社会化组织载体。从目前来看,农民工社区融入状况不尽人意,其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当前,我国具备了构建农民工社区融入机制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些有利条件,扎扎实实地搞好社区建设,通过转变社区管理理念、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健全社区服务和保障功能,开展社区教育培训,培育社区农民工组织,重视社区社会工作,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融入文化等路径完善社区融入机制,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与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

基于目标设置理论的渐进适应模型,本文利用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生活适应状况对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平感知程度的强化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融入预期,同时其在农民工的生活适应状况和社区融入预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调节效应;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在生活适应变量上突出表现为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而对第一代农民工则呈现抑制效应;在公平感知变量上主要表现为公平感知程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多元化路径探析——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

城市化的本质是外来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实现市民化的过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日益成为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不应是一种模式,而应是多种模式的共存。天津滨海新区在解决外来人口城市融入问题上探索了多元化的融入模式,包括企业员工蓝白领公寓模式、农民工"建设者之家"模式、优秀外来建设者奖励模式、青年农民工社区融入模式等,这种多元化模式为其它城市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入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业视角下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影响因素与变化趋势

通过开放式问题调查,在全国范围内获取1339名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信息,将农民工利益诉求分为个人利益诉求和社会利益诉求两类,建立二元逻辑回归模型,从就业视角定量分析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就业待遇、工资拖欠、纠纷、就业歧视感对农民工利益诉求有显著影响,影响着农民工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需求程度;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表现为农民工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度在提高,对被关心和关注的需求强烈,重视自己是否被公平对待,关心政府职能和全民福祉问题,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趋势明显,且存在鲜明的代际差异。面对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及其变化,应该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创新农民工技能培训机制,健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畅通和得到及时的回应。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区管理机制

针对二元化社区管理和农业转移人口社区融入难题,必须立足于提升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区的拉力、推力、动力和能力等,着力构建和完善均等化服务机制、交往互动机制、平等参与机制、社区组织机制,建设开放性、多功能的城市社区. 第一,完善均等化服务机制,提升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区的拉力.要切实改变管理理念,变治安管理为社区管理,变户籍管理为居民管理,摈弃以“户籍”为依据的二元管理模式,以公平普惠为原则,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社区管理,向其提供均等可及的社区服务.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与政策启示

基于2013年进城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五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多数人没有建立"城市人"身份认同;在户籍制度障碍下,农民工工资歧视、社会保障程度低、子女教育受限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积极性较高,但他们并不愿意以农村土地作为交换的筹码;群体异质性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特征,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外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的融入程度更高。本文提出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探索农民工跨地区服务管理体制、发挥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等政策建议。     

农民工“农转非”个人决策影响实证——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城市融入的视角,通过对2014年重庆市农民工"农转非"意愿调查的实证,梳理农民工"农转非"的个人决策影响因素,并检验重庆市关于农民工"农转非"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城市就业、生活情况和农村联系情况对农民工将"农转非"的决策都有显著的影响。工作稳定性、家庭收入水平、城市住宅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参与度越高,在农村没有经济利益牵绊的农民工往往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因而其"农转非"的倾向越强。据此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力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公积金体系,并赋予优先分配权;完善土地弹性退出机制,创造和谐就业环境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影响其"农转非"个人决策的重要策略。     

社交网络对沈阳市农民工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社区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是农民工融入城市提升归属感最为重要的通道。社交网络是建立维持与他人联系的重要方式,直接决定了农民工社区融入状况。本文基于沈阳市530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系统探究社交网络对沈阳市农民工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结果认为：社交网络及其中的互动频率、关系强度、互惠交换均对沈阳市农民工的社区归属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家庭化与非家庭化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与非家庭化流动相比,家庭化流动有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家庭化农民工在工作强度维度的融入程度最高,其次是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入维度,在经济整合和社会参与维度的融入程度较低;年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消极影响,农民工自身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所从事的职业、社会网络对其城市融入也具有一定影响,而是否有稳定的住所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

本研究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小城市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但是在大城市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且,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具有显著正影响。在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后,本文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s),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入程度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融入意愿不足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决定,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在中小城市。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后,如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中小城市,采取多方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21个省份的进城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群体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实现低层次融入向高层次融入转变的重要因素。基于"三缘关系网络"形成的初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基于"市民网络"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心理资本、迁移模式、户籍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归因于群体内的特征差异,而城市融入的户籍地差异则主要由户籍地歧视性因素所造成。     

社区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长效之道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愿望强烈,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城市融入已成为必然趋势。目前,除了来自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阻碍之外,这一群体的自身素质也有待提高。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自身阻碍为视角,阐述这一群体在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社区教育在破除自身阻碍方面的优势,提出通过社区教育来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提高城市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缓解心理问题,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障碍探究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跨入城市的天门,脱离农业生产的他们迫切地想融入城市生活.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实践中遭遇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个人素质的等多方面的障碍.为使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地融入城市生活,有效调动其建设美好城市家园的积极性,政府、企业、社区、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通力合作,为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质量分析:问题聚焦和建设路径——以成渝地区为例

本文以社会质量理论为指导,从"制度—非制度"、"集体—个体"两大维度,梳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构建其城市融入的社会质量分析框架,明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和主要路径。在此基础上,运用该分析框架对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问题集中体现在公共服务质量较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身份认同不高三个方面。据此,当前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逐步完善无差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改善其融入条件,开展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源开发,以强化融入能力、提升融入动力,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增进他们融入城市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实现"高质量"的融入。     

社会空间视角下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区隔问题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我国的城市社会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许多大城市之中,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市民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但却在社会空间的使用上渐渐产生了区隔效应。在此背景下,文章选取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典型居住区案例进行探究分析,采用尺度适宜、循序渐进的有机更新模式对两类人群的社会空间进行改造,从社区空间层次、公共环境质量、共享社会空间、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改进设计,延续城市整体格局,重塑社区关系,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构建更为健康的社会融入模式。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城市融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及城市融入的中介作用，为完善新型城镇化机制和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珠三角6个核心地市的典型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假说。研究结果：（1）家庭化迁移显著提升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2）城市融入4个维度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比排序为：心理融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居住融入，其中，居住融入最弱并呈现“遮掩效应”；（3）不同代际迁移阶段以及宅基地退出模式中，4个维度中介效应呈现次序分异。研究结论：从深化城乡联动改革、健全城市融入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差别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入手，完善新型城镇化机制与宅基地退出政策。     

民政部称农民工有了“参与社区生活路线图”

据《农民日报》消息，民政部近日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城市融入关系的统计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加强教育培训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举措,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广州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城市融入意愿、城市融入情况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融入意愿越强、能力越高,城市融入程度也越快、越深、越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