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收入分层QUAIDS模型的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行为分析

基于2007～2009年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7类食品的消费数据,本文运用QUAIDS模型对不同收入家庭食品消费结构及其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首先,按照全部样本估算的城镇居民家庭乳品、油脂类和肉类等动物性食品的支出弹性大于1,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这三类食品的消费支出弹性也相对敏感;其次,在不同收入分层中,低收入家庭油脂类食品的消费价格弹性相对敏感;再次,当收入和价格同比例变化时,城镇居民家庭更愿意增加对肉类、蛋类和乳品的消费。因此,稳定食品价格、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是确保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需求、营养摄入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前提条件。     

家庭因素与农民工职业收入：一个实证分析

文章依据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08）的数据,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标准化系数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配偶就业状况对男性农民工职业收入的影响在所有因素中作用最大,在女性农民工中也处于第二位的位置。女性农民工收入与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正相关,而男性收入与家庭其他成员收入负相关。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女性农民工相对男性农民工较多受到居住在一起的孩子数目影响,替代性明显;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候,子女数目增加使得男性农民工更加努力工作。     

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食物是人类生存与获取营养的来源之一,国家居民食物消费水平与结构不仅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联系,而且还是衡量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吉林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食物消费水平与结构也得到相应改善。但与城镇居民、与其他发达省份农村居民相比,食物消费的水平与结构仍存在很大差距,与国家阶段性目标相比,差距更大。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食物消费方面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农村居民在食物供应链中既是食物的供应者又是食物的消费者,在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中既包括了自给自足的部分,又包括市场上购买的一部分。作为农业大省的吉林,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有其独有的特点,因此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因素也有其特殊性。文章从经济、政策、社会、生产因素等视角对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利用回归模型对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购买食物占食物消费比重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有显著的影响,该文据此提出拓展从事农业生产收入的增长空间、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及加强吉林省农村市场建设的建议。     

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层化实证研究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现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差异.本文就对农民工经济收入进行分层的标准所使用的理论假设和对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层化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的论述.     

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在老家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不显著,但农民工在老家有住房对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代表人口规模、住房价格等地域因素的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农民工家庭食品消费、子女教育等非住房支出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显著但作用有限。本文认为,解决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增加农民工收入,完善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有助于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的提高;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统筹城乡,并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的政策。     

中国城市居民肉类消费及其对水资源的影响——基于一致的Two-step QUAIDS模型研究

本研究运用一致的Two-step QUAIDS模型分析了肉类(包括畜、禽、水产品)需求变化特征,并从水足迹的角度探讨了肉类消费结构变化带来的资源环境效应,论证了从消费端进行价格干预实现水资源管理的可能性。结果表明,城市居民肉类消费需求随收入增长持续增加,同时,在外消费占比显著上升,由此带来的水资源压力也持续增大;但从结构上看,畜产品在肉类消费中比重将随收入提高而下降,从而使得单位重量肉类消费水足迹呈现下降趋势。进一步模拟结果表明,对在家消费的禽肉和水产品分别降价10%以及对在家畜肉产品加价10%,将使每千克肉类消费水足迹分别下降1.0%、2.9%及2.3%。本研究为从消费端探索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农民工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粮食主产区的调查

本文依据河南、安徽、吉林和四川4个粮食主产省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别从绝对量和相对量两个角度对来自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工的收入分配中带回家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是影响其带回家中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中非劳动力所占比重以及转移距离对农民工带回家中收入都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的主要因素归纳为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岗位特征三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51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研资料,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岗位特征都对其收入产生一定影响。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所处职位四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四个因素——城乡人均物质资本差距、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城乡经济增长率差距,并就它们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城乡人均物质资本差距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而城乡经济增长率差正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所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有效的途径是缩小城乡居民人均物质资本差正巨。     

影响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杭州市部分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利用浙江省杭州市8个区的调研数据,对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城务工农民工收入差异现象严重,性别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结婚使男性工资提高而使女性工资降低,地域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杭州籍农民工工资明显高于外省来杭农民工;文化程度对工资水平有正向影响,且边际效益有递增趋势;2010年工资水平较2009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企业性质本身不会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     

食物消费与肥胖——基于食物特点的消费者分层研究

本文结合当今中国最突出的现象——日益增长的消费者社会和快速上升的肥胖流行趋势,利用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消费者按照食物消费特点进行分层,结果得到4个不同的膳食特点的消费群体,即“黄土高坡”、“江南水乡”、“小康之家”、“西洋情调”。本文比较了各类膳食特点人群的肥胖率及社会人口学特点,结果显示,处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小康之家”和“西洋情调”组由于膳食中较高比例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超重和肥胖率最高;中等生活水平的“江南水乡”组由于较为平衡的膳食结构,超重和肥胖率最低;而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黄土高坡”人群,膳食质量较差,但超重和肥胖率却较高,是应特别引起关注的人群。     

农民工融入城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广州市农民工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广州市230名农民工的调查访谈,以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广州市在城农民工的个体基本情况、经济层面因素、社会层面因素、心理层面因素四大方面,以及这些因素和留城倾向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与配偶是否在一起、在城市朋友的多少等因素对农民工留城倾向具有显著影响;户籍政策、社会保障等制度性障碍是阻碍农民工留城定居的主要外部因素。     

六盘水市旅游收入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选取六盘水市2001—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基于计量经济模型,以六盘水市旅游收入作为因变量,选取GDP、常住人口数、国内旅游人数等变量作为自变量,运用Eviews软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结论表明,GDP、常住人口数、国内旅游人数对六盘水市旅游收入影响显著,且三者均与六盘水市旅游收入呈正相关。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参考建议。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自变量,分析了其对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指数、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之比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三个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也在扩大,而且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在下降,农村居民的相对消费越来越少.最后提出尽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和...     

制度供给与农民工生存性消费——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研究

为检验制度供给对农民工生存性消费的影响作用,本文基于分层线性模型(HLM),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融合农民工个人和企业两个层面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借由企业所表现的制度因素可解释农民工生存性消费的21%,并与农民工个体因素之间存在互动机制,形成对不同群体农民工生存性消费的复合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培育促使低端就业农民工劳动投入改变并引致消费结构的转型;职业稳定则增强了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并刺激了生存性消费提升;工资歧视明显抑制了已婚农民工的生存性消费水平;住房保障降低了农民工的住房成本,却催生了农民工的短视性消费或未来高层次的生存性消费需求。     

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外出打工收入影响研究——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4年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在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收入决定的人力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训情况、打工时间及其它因素,如性别、婚姻状况等,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比较显著。     

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迁移决策的静态分析——基于成本—收入的数理模型与实证检验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家庭式流动的趋势日趋明显。本文基于农民工家庭"成本—收入"预算约束构建静态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采用库恩—塔克条件和边际净收益分析得到农民工家庭迁移净收益,并进一步构建短期和长期农民工家庭迁移净收益条件模型。通过运用山东调查数据对该"成本—收入"数理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处于迁移不同阶段的农民工家庭面临不同的"成本—收入"约束,其中定居城市决策阶段是农民工家庭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最艰难阶段;农民工家庭迁移城市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使一个家庭完成其市民化过程至少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     

收入增长、户籍地差异与营养消费——基于进城农民工家庭的研究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不断加大。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聚焦于收入增长和户口所在地的户籍属性对进城农民工家庭营养消费的影响,并探讨收入增长与营养消费关系的户籍地差异。结果表明:收入增长和户籍地差异对进城农民工家庭营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家庭能量、蛋白质和脂肪需求的收入弹性为分别为0. 593、0. 610和0. 533;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地差异使本地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每天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消费比外地农民工家庭分别高19. 24%、18. 41%和15. 84%。收入增长对外地农民工家庭的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的正向作用大于其对本地农民工家庭的影响。     

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国家统计局城市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2006年,全国城市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比例分别达到26．63％、26．23％和32．54％,虽然比例仍然偏低,但是,相比前几牟有了明显改善;（2）除了行业、所有制类型和区域等企业或社会因素对城市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有着重要影响之外,个人特征特别是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等对城市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影响也很大,这说明,当前城市农民工在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的问题上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并且在社会保险的获取上有一定主动权。因此,在政策层面上除了继续加大与农民工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之外,改进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以吸引企业和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也是至关重要的。     

农民工创业培训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农民工创业培训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展开调研,运用因子探索法,将目前农民工创业培训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划分为3个公共因子,以此为框架的具体培训满意度指标包括宣传满意度、培训场地满意度、培训课时满意度等12项指标。根据因子系数的关联度及其相关调查数据,给予认知因子、情感因子、效应因子3个公共因子的相关结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