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行为选择机理分析

构建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其行为选择不同,影响到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与实施,进而对水源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文章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并分析其利益诉求,将生态补偿中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受偿者与补偿者,二者在生态补偿中的行为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利用博弈理论与方法,通过构建受偿者与补偿者的支付矩阵,分析了在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补偿中受偿者与补偿者的行为选择机理,给出了双方行为选择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点,从而得出了受偿者与补偿者的行为优化途径。研究结果表明:降低补偿者的风险偏好、监管成本以及受偿者不保护生态环境的超长收益,增加受偿者不保护生态环境的惩罚、潜在损失、信用损失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内外收益差和合作期限,是减少水源地保护区污染的有效手段,并据此提出了健全监管体系、强化风险意识,以及健全诚信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方式的优化策略。     

丹江口库区水源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保护利益补偿中最关键因素。它不仅关系到补偿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还关系到环境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可持续性。丹江口库区水源地保护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协调供水方和受水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文章阐述了丹江口库区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现状,对其保护生态成本和机会成本进行了核算,提出构建丹江口库区水源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     

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与运作研究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水源地保护的经济手段,其目的是调动水源地生态建设与保护者的积极性。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有两个渠道,一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二是进行市场化筹集。其市场化筹集是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以水资源为载体,受益者依其消费的生态资源的数量进行付费。同时根据“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以整个水源地保护区为对象,界定生态补偿对象,同时按照其经济行为确定补偿要素,根据其在水源地生态保护中贡献的大小,在能够调动其积极性的前提下确定补偿标准。在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形式上可采用生态受益者对水源地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两种形式。     

水源地生态补偿综合效益评价研究——以山东省云蒙湖为例

水源地生态补偿综合效益评价是科学制定生态补偿机制、保障生态补偿有效运行的关键,也是确定合理补偿标准的重要参考。本文综合各方面影响因素,制定了水源地生态补偿综合效益评价体系,共包括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15个评价指标,运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等对山东省云蒙湖生态补偿效益进行了货币价值核算。云蒙湖生态补偿实施后增加生态效益10649.75万元,经济效益7718.59万元,社会效益5603.18万元,综合效益显著,但也存在教育、旅游等效益不明显,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增加不均衡等问题。今后应注重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经济社会带动作用,增强与农户的互动、实行差异化补偿,延长生态补偿期限促进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可持续性发展。     

海洋自然保护区居民补偿制度研究——以山东省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本文以山东省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根据对三个样本村的实地调查发现,海洋自然保护区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区管理之间存在生产经济活动与资源保护冲突,其原因为保护区所在地区一般经济比较落后,保护资源权属不清及当地居民资源环境意识淡薄。自然保护区居民补偿制度的思路是,作为补偿主体的政府应做出制度安排,为补偿客体(当地居民)提供经济补偿,同时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     

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煤炭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对矿区当地居民财产、健康造成损失,需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矿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既要考虑煤炭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经济价值损失,还要结合具体矿区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补偿主体的实际经济承担能力。从理论上讲,生态补偿标准要以修复矿区生态环境成本费用为下限,以生态环境服务价值损失补偿为上限。从生态补偿下限的角度建立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标准计量模型,并以新疆阜康市西沟煤矿为例,从生态破坏损失补偿、环境污染补偿以及居民损失补偿3个方面对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     

一种改进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

将水源地保护和跨界断面水质水量生态补偿2种方法结合起来,在测算水源地保护的生态补偿时,将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列入补偿范围,扣除水源地不放弃发展引起的对下游地区的补偿。结果表明,文中测算的生态补偿标准因为存在上游地区补偿下游地区的情况,低于常见的根据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确定的生态补偿标准。补偿模型的尝试性改变减少了补偿数额,降低了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积极性,但是考虑的内容更为全面,同时也对水质监测和跨界断面水质水量生态补偿标准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生态补偿对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的DFID生计分析框架

目的 为检验生态补偿在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发展方面的实施效果。方法 文章在调整DFID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改进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方法,并利用该方法评价生态补偿前后东平湖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变化情况。结果 （1）从整体上看,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以来东平湖水源地保护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得到显著增强,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补偿前的0.302增至补偿后的0.323,但当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仍处于较弱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2）从生计资本来看,补偿后人力、社会、信息、物质、自然、金融、环境资本指数值分别为0.384、0.459、0.508、0.450、0.016、0.258、0.901,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是当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短板;（3）值得注意的是,补偿后信息资本与物质、金融、环境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而自然资本与物质、人力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降低,表明水源地农户的生产方式正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或非农行业过渡。结论 当地政府应致力于提高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实施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式,积极引导水源地农户寻找替代生计。     

基本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系,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要求,2008年上海市发改委联合市农委等相关部门,深入开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专题调研。2009年上海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和《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构建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框架,覆盖基本农田、水源地和公益林等三类生态保护区。基本农田生态补偿机制已实施三年,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切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林农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补偿标准是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关键问题,也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果。林农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满意度,反映出补偿过程中林农自身利益的需求与补偿标准之间的差异。文章基于江西省17个县市的753份有效调查问卷,运用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林农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满意度差异,并探究其差异产生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林农年龄、林业经营活动、是否为村干部、家庭人口数量、地理环境、家庭年收入、公益林林地面积以及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了解程度等变量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满意度具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响。     

基于选择实验视角的浑河流域森林生态补偿意愿的实证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成为解决流域内不同地区经济损益变化、协调上下游利益关系失衡的重要经济手段。文章运用选择实验法,构建生态服务功能指标并设置属性水平,实证分析浑河流域下游居民对上游森林生态服务属性的选择偏好;通过421份有效调查问卷,运用Mixed Logit模型,测算其补偿意愿。研究结果表明:(1)74.6%下游居民愿意对其进行补偿,受个体基本特征、外部环境、水资源现状评价与认知等多维度变量综合影响;(2)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支付金额与受访者补偿意愿呈负相关,改善城市小气候、调节水量、信息反馈与其呈正相关且有显著影响;(3)下游居民人均补偿意愿为23.77元/年,补偿金额为2783.77万元/年。效用水平差异化的不同组合方案为浑河流域森林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与分配研究

作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突出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其中,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补偿机制能否顺利实施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以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为例,探讨其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以及补偿金额的分担问题,为该输水工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参考。     

禁限规制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村居民受偿意愿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及其禁限政策的实施使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基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进行与维持等角度,必须对受影响主体——农村居民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实施而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牺牲进行补偿。本文基于两个水源涵养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624个农村居民调研数据,运用Tobit模型和D-H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居民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访者的平均受偿意愿为978.76元,职业、家庭人口数、家庭年平均收入、对当地生态环境满意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急迫性对是否参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受偿有显著影响,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当地生态环境满意度、生态环境破坏对自身影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带来的损失对受偿金额有显著影响。     

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受偿意愿分析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CVM）,Tobit模型,分位数回归（QR）。研究结果：（1）69.46%的受访农户对现行生态公益林标准并不满意,农户期望的补偿标准为38.54～48.29元/（亩·年）,约为现行标准的3.85～4.83倍;（2）农户的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主观认知、政策参与均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其中,林地比重、政策满意度、是否享有政策对受偿意愿的作用明显;（3）若在提升补偿标准的同时制定差异化补偿,相较于新参与政策的农户,应优先提高对原先已参与政策农户的补偿,且林地比重应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研究结论：应参考农户受偿意愿,适当提升公益林补偿标准;可结合农户异质性,探索差异化补偿;加强宣传,提升农户森林保护意识和政策满意度;同时,通过公共建设和产业扶持,促进补偿方式的多元化。     

农村土地生态补偿机制:实践案例与制度优化

四川省农村土地生态补偿的典型案例,反映了我国当前的普遍问题:生态保护较好的区域陷入"生态诅咒";受偿意愿未得到满足;现有补偿标准偏低。其深层原因在于生态补偿缺乏法律基础、产权基础、谈判机制和造血机制。优化生态补偿制度的基本逻辑在于通过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及明晰产权解决"公地悲剧"和"搭便车行为"。补偿标准的内在逻辑是在顶层设计框架下,通过补偿双方博弈,对土地利用的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进行补偿。补偿方式的内在逻辑是收入贫困与可行能力贫困的双重脱贫。农村土地生态补偿的实现路径是分区、分层、分类生态补偿。     

生态敏感区有机板栗生态补偿标准及其估算——以北京市密云水库库区为例

有机农业发展与水源地等生态敏感区的生态安全维护息息相关,科学合理地对有机农业进行生态补偿,是促进水源地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要激励手段,对防止水库水体污染、维护水库生态系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应用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生命周期评价以及农户问卷调查等方法,综合考虑有机农产品生产的额外成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环境成本三大基本影响因素,建立有机农产品生态补偿标准定量化指标体系和估算方法,确定了北京市密云库区有机板栗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与常规板栗相比,密云有机板栗生产的额外成本为6 000.00元/hm~2;有机板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于常规板栗,增量为4 434.50元/hm~2;有机板栗的环境成本比常规板栗低209.20元/hm~2;密云库区有机板栗生态补偿标准为3个变量之和,即1.064 37万元/hm~2。在密云库区有机板栗生态补偿额度的构成中,有机板栗生产的额外成本所占比例最大,为56.37%,额外成本过高是影响该区域有机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而有机板栗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较低的环境成本,是水库水环境安全的重要保障。估算密云水库库区有机农产品的生态补偿标准并分析其构成,对进一步完善该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维护库区生态安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水源地生态保护中发展权损失补偿研究

利用机会成本法,通过计算农地的经济价值,测算了水源地第一产业的发展权损失;通过对比参照区与水源地的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估计了水源地第二产业的发展权损失;通过计算水源地旅游业的机会损失,测算了水源地第三产业的发展权损失;分析了水源地发展权损失生态补偿中的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和产业补偿的优劣势。旨在为建立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基于会计体系对京张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问题是确立补偿标准,本文将保护区视为提供生态服务的企业,基于会计体系、运用恰当的会计计量属性,对生态建设和保护过程中形成的成本加以确认和计量,予以资本化,并在适当的期限内摊消,结合各年度的期间费用和合理收益,测算生态服务价值。根据生态保护质量和受益程度对其进行修正和分配,形成区域间生态补偿标准,并测算出2013年的京张区域间生态补偿额为98.13亿元。     

不同群体林农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研究——基于江西省南方集体林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择江西省南方集体林区10个县50个村的503个农户样本,分为全部农户和受偿农户2个不同群体,分别测量两组农户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差异。对于全部农户,构建户主特征、家庭收入、家庭资源禀赋、生态资本感知和政策参与度5个维度;对于受偿农户,构建户主特征、林业收入、林地资源禀赋和生态资本感知4个维度,分别进行定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全部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生态感知度及政策参与度都直接影响其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对于受偿农户而言,林地资源禀赋和平均收入水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在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让林农广泛参与,加强林农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在林业生态公益林范围划分等重大问题时,要结合村及农户自身林地状况,降低受偿农户林地经营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     

生态保护与建设体制机制创新与经验借鉴——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围绕着生态保护与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本文从保护管理机制创新、保护区体制建设、生态补偿机制三个方面,分别对四川汶川卧龙特别行政区、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和浙江龙坞水源地三个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三个案例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系,从规划建设、拓展投入、科技支撑、机制创新等方面总结了各案例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