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改后农户林地经营规模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典型样本村的调查研究

根据福建省典型样本村的跟踪调查,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林地经营规模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户间林地经营规模的变动差异较为明显;变动差异主要来源于劳动力和资金因素;林业经营预期和砍伐限额制度对农户林地经营规模变动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大对林农的资金扶持;鼓励林权流转,创新林业经营体系;优化砍伐限额制度的对策建议。     

林业社会化服务、林地规模与林农经营模式——以浙江、福建、江西678户林农为例

随着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全国各地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新型林地经营模式,林农作为林业经营的主体,探索林农林地经营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机理,对深化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浙江、福建、江西3省(区)678户林农的调研数据,剖析林农林地经营模式的选择逻辑和行为特征,利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林业社会化服务、林地规模对林农林地经营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林地面积越大的林农更不会选择合作经营和流转经营,地块数量越多的林农更趋向于选择流转经营;林业社会化服务、林地规模对不同文化程度水平林农以及不同林地经营模式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由此对林农林地经营模式的效率提高和发展方向提出了政策建议。     

不同林地经营规模农户的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四川省雅安市样本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不同林地经营规模的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户林地经营规模与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呈现"倒U型"效应趋势,而且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户主受教育程度和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对3个规模组的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都产生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家庭劳动力规模、林地经营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对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组产生正效应,对大规模组产生负效应;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外出务工对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农户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因此,在林地经营管理中,切忌一味追求规模化,应结合林业产业发展方向,通过适度规模经营来最大化改善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水平。     

集体林地适度规模标准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辽宁省、陕西省、湖南省及福建省200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综合运用利润最大化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和机会成本理论的收入水平测算法对林地适度规模进行测度,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集体林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运用两种测算方法得出的各区域林地适度规模并不相同,林地适度规模区间值比确切的数值更为合理;农户实际林地经营面积与适度规模测算结果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农户受教育程度、林业收入所占比例和林业补贴这3个因素对集体林地经营规模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明确适度规模区间,采取教育培训等措施培育林业规模生产经营主体,设立林业专项补贴制度来保证农户资金投入,引导经营主体流转林地以实现林业规模经营。     

林农对林业科技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10县500农户的调查

基于江西省10县500农户对林业科技服务需求的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选择模型对林农林业科技服务需求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林业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有无林地生产道路等因素对林农林业科技服务的需求有显著正影响;而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等因素对林农林业科技服务的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建议创新林业科技服务推广体系,提高供给水平和效率;开展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加强林地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林地道路建设,解决林农生产经营难题。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林农林业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辽宁省8县33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农林业收入的变化备受人们关注。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了林改前后农户林地面积、林地块数和收入的变化,并运用Probit模型对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林农林业收入效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林业技术培训和林地是否拥有林权证因素等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林农林业收入的作用效果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林改后江西赣州农户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以江西省赣州市65个样本林农的跟踪调查数据为基础,从林业微观主体—林农的角度,以林地面积、林业资金投入和林业劳动投入为投入变量,以林业收入为产出变量,应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分析2004—2009年间农户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结果表明:林改后,赣州农户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波浪性增长,年均增长率为5.8%,增长的来源除2006年来自于技术效率变动外,其他年份均来自于林业科技进步,同时,农户全林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个体差异较大。加大林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推进林业经营体制改革,进一步增强林改的绩效与普惠性十分必要。     

集体林权改革后的林农生产投资行为

根据辽宁省农户调查的数据,分析了集体林权改革后林农林业生产投资现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影响林农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生产资金获取的难易程度、农户家庭收入、林地面积等显著影响林农投资行为,提出应拓宽林农投融资渠道、组建专业合作社和规范林业资源流转机制等对策建议。     

家庭经营特征与生产要素投入对林地经营产出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4县200户农户调查

以辽宁省200个林农为样本,运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影响林地经营产出的关键性因素,结果表明户主担任村干部、家庭存款、林业收入占比、林地劳动力投入对经营产出具有正向影响,人均林地面积对经营产出具有负向影响,其他选取的解释变量对经营产出影响不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支持合作社等组织发展,加大对农户资金补贴,加快林权配套改革步伐,引导适度经营规模,定期进行林业技术服务和培训等。     

林改中农户参与林地流转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麻栗坡县为例

论述了麻栗坡县集体林权改革和林地流转的现状和特点,分别用描述性分析和统计学相关分析的方法对林农参与林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林农的受教育程度、对林地流转的认识程度、家庭林地和农地面积、农户家庭的林业收入、林地流转的容易程度及对森林资产评估的满意程度等因素影响林农参与林地流转的意愿,提出了实现林地流转必须要提高教育水平,建立并完善林地流转体系、林业服务体系及森林资产评估体系,并搭建林地流转平台,健全法制等对策与建议。     

补贴预期差距、林地细碎化与经营山林积极性

文章利用四川省两个县10个村共165户获得生态效益补偿林农的实地调查数据,以样本地区内林农增加林业投入意愿衡量林农经营山林积极性,控制林农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后,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并求解边际效应,考察了补贴预期差距、林地细碎化对林农经营山林积极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控制林农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后,补贴预期差距越小、林地细碎程度越高,林农经营山林积极性越强。因此,要合理控制流转规模,缩小补贴预期差距,加强政策宣传,拓宽林业增收渠道,以提高林农经营山林积极性。     

集体林经营中农户经营方式选择的实证研究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通过明晰产权,使农户成为林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以林权流转为主的配套改革,试图通过扩大农户林地经营规模,达到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目的。尽管学者们注意到林业规模化经营的形成除了需要政府在制度上给出外部环境诱因,还与农户自身禀赋等内部因素有关,但是很少探究农户林业经营方式的选择机制,尤其是在当前允许林地使用权和经营权转让的林权多元化时期,农户做出经营选择的条件被忽视了。文章以林毅夫的农户生产模型为基础,通过对加入制度参数的农户个体收入模型进行静态比较分析,阐明现行林业政策倡导的由家庭生产向规模经营转变中,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的劳动努力程度及其林地经营是否具有规模收益的重要性。继而采用浙江省重点林区实际调查数据,利用两期农户生产函数估计农户劳动的努力程度。最后利用边际土地生产率模型对理论分析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农户倾向于集体规模生产;不具有规模收益的农户倾向于家庭生产;劳动努力程度高的农户更倾向于家庭生产。因此,在现行体制下,制定和推行林业政策要与农户自身的劳动努力程度和其林地规模收益性相一致,在提倡转让林地和加入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同时,社会化的专业服务也应与农民的林地生产决策相配合。     

林地细碎化程度对林农营林投入行为的影响

基于201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的1946份林农调查数据,从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两个角度出发,以S指数衡量林地细碎化程度,运用Tobit模型研究林地细碎化对林农营林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陕闽湘辽四省的S值均值为0.397,存在明显的林地细碎化问题,林地细碎化对林农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不利于林农营林投入行为;林农的家庭禀赋特征和林地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林农营林投入行为,而个人特征中仅林业培训对林农营林投入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削弱林地细碎化对林农营林积极性的负面影响,应通过完善林地流转政策、实施扶持政策,通过鼓励林农参加联户经营、发展林业合作组织等方式,改善林地细碎化问题;并结合区域特点,加强组织宣传、落实林业培训,使林农自愿增加营林投入。     

村民集资型林业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尤溪县的案例分析

村民集资型林业专业合作社是化解集体林区林业发展中林地抛荒、村财不足、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创新模式。归纳林业专业合作社的运行原则及可持续发展条件,采取案例研究法,深入分析村民集资型林业专业合作社的产生背景及运行机制,发现该类型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存在缺乏专业管理人员、经营模式单一、林农的认知程度低、林农参与意愿逐渐降低和前期村财负担重等问题,从宣传力度、政策扶持、专业人员、经营规模和经营管护方式等方面提出促进村民集资型林业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以河北省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作为出发点,通过实践调研的方式获取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相关影响因素的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了各因素对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林业经营是否受灾、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林农对林业保险的了解程度、林地经营类型、林业灾害损失占家庭收入的比例5个因素显著影响林农参与林业保险的意愿;林农的学历、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年收入、收入主要来源和林地面积6个因素对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影响不显著。     

林农与企业合作的合作方式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4年对江西的样本调查数据,利用多项logistic模型对影响林农与企业合作经营方式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与企业对于合同制、合作制、股份制等3种合作方式更倾向于选择合同制;户主风险态度、家庭劳动力人数、林业经营资金筹集难易度、产品销售难度、林地经营规模等因素对农户如何选择合作方式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得出推进林业产业化进程中,积极扶持和发展林业龙头企业、企业与农户间合作方式选择要尊重农户的意愿、保障农户参与合作的利益实现等启示。     

集体林区区位因素、林地禀赋对农户选择林业经营模式的影响

基于江西省10个林区县50个村庄50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集体林区区位因素和林地禀赋对农户选择林业经营模式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区位条件中,乡村通达度、村经济水平和人口集聚度对农户选择联户经营和股份合作经营模式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在林地禀赋中,林地细碎化对农户选择联户经营具有正向影响,用材林面积、竹林面积、经济林面积对农户参与股份合作经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政策制度等对农户选择林业经营模式行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林农林业单户经营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江西省17个县市753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基于林农视角,从林农家庭资源禀赋、林农个体资源禀赋、林业经营资源禀赋和区位资源禀赋等4个维度进行研究假设,运用二元Logit模型探究影响林农林业单户经营模式选择行为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林地总面积、林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性、家庭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林农是否从事林业有关的经营活动、林农的一技之长、林业经营资金的畅通性、家庭人口数量、距离县城的远近和林农文化程度等变量对林业单户经营模式选择行为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地理环境、林业经营收入以及林农的年龄、性别、职业等变量对林业经营模式选择行为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建议积极鼓励流转林地使用权、积极拓宽林产品销售渠道并确保林农林业经营资金的畅通。     

林地确权方式、补贴政策感知与林农山林经营积极性——来自四川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中央财政林业补贴政策效益项目对四川省的监测数据,构建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林地确权方式、农户补贴政策感知对林农山林经营积极性产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按股分山到户,按面积分山到户能显著促进林农山林经营的积极性;林农对林业补贴政策越了解、感知补贴政策越好,其山林经营的积极性会越高。不过,在按股分山到户的地区,如果林农对补贴政策感知较差,其会利用产权模糊的集体林地发展家庭林业经济,从而间接提高其山林经营的积极性。因此,为促进林农山林经营的积极性,需采取全面推行按面积分山到户,加大林业补贴力度,强化林业补贴政策宣传,拓宽林农增收渠道等措施。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户林地流转行为选择——以辽宁省409户农户为例

基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辽宁省11个县(市)409户林农的抽样调查数据,针对农户的林地流转行为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建立农户综合流转模型、流入模型与流出模型3种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农户林地流转行为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分别对其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具体分析。结果表明:初始承包地面积、流转期限、林地流转难易程度对农户林地流入和流出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非农林收入、是否拥有林业技术、交通条件对农户林地流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是否有林业收入、林龄、对林改政策的了解程度、是否知道林地流转服务中心对农户林地流入行为具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