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我国人口政策回顾与现行人口政策分析

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推行了30余年,对我国在相对落后的历史时期抑制爆炸式的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也产生了诸多弊端,我国面临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随着我国人口生育率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未富先老"等问题不断涌现,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亟须进一步调整。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不到两年时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本文主要讨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在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带来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全面开放二孩政策。     

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

在仔细研读“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认为二孩政策试点成效卓著,试点经验具有普适性,但同时也存在某些局限。国家与学者应切实承担起指导中国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责任。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工作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生育政策制定与调整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者不可偏废。部分省份某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缺乏正当性,应该予以废除。     

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

在仔细研读"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认为二孩政策试点成效卓著,试点经验具有普适性,但同时也存在某些局限.国家与学者应切实承担起指导中国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责任.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工作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生育政策制定与调整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者不可偏废.部分省份某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缺乏正当性,应该予以废除.     

起事不空为 因因不妄作——读顾宝昌、王丰先生主编《八百万人的实践》

编者按：由顾宝昌、王丰主编的《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下称《实践》）一书今年初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如何看待和分析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工作这三者与生育政策的关系？在当今生育态势下，我国生育政策是否应当依据多年的宝贵实践作出合理的调整？《实践》一书给人们以什么样的认识和启迪？本着这样的初衷，本刊推出以下两篇关于《实践》的书评。我们欢迎读者继续围绕此题材撰文投寄本刊。     

“二孩政策”提高育龄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分析——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的实际调研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消退、超低生育率趋势、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的重要举措,是实现我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红利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调研,运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方式,对育龄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二孩政策"放开后,育龄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仅有三分之一的育龄职业女性有二孩生育意愿。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就业歧视、养孩成本相对较高、生育观念转变滞后。鉴于此,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精神,提高育龄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提出完善就业保障制度、建立养老金有效调整机制、实施财税激励等建议。     

根据日本经验试探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抉择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剧转型,中国人口也已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生育率的持续下降,高龄化的迅速发展,已带来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红利”期缩短等一系列问题。中国人口未来发展向何处去,决定于政府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抉择;而如何抉择未来生育政策,又决定于对当前中国人口生育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完善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体系的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社会治理凸显新特征,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人口发展形势呈现新格局,公民生育观念出现新变化.这一时期同样是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窗口机遇期”.2014年各地分别启动了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已经开启了全面二孩时代,这为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既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面临着新的挑战.     

生育政策转变下人口结构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研究

“三孩”政策的实施,是限制性生育政策逐渐放松的反映,从人口总体发展的角度看,“三孩”政策对调整人口结构、适应社会老龄化具有积极意义。在此背景下,文章系统探讨了在生育政策下人口规模与结构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首先,建立基于生命周期的分析框架,并解释生育政策、人口规模和结构、住房需求三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其次,采用201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得出人口规模、老年抚养比、总人口性别比和城市化水平越高,对住房需求越高的结论;最后,提出大力开发“银发产业”、平衡发展城镇化水平的建议,从而促进我国住房市场的发展。     

“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理论分析及经验证据

近期以放松“二孩”生育管制为核心内容的政策改革明显“遇冷”,我国人口增长正面临“断崖式”下滑的巨大风险.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准实验分析法,从理论和经验上论证了城乡生育成本变化及其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随着生育成本的变化,农村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大幅下降,而城镇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小幅增长,最终城乡意愿生育水平总体降低.那么,考虑到目前实际生育率远低于意愿生育水平,“二孩”生育政策“遇冷”就成为由此可得的必然结果.所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通过生育激励措施消解生育成本变化的不利影响,是未来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关键.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     

我国农村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关系探讨

回顾了我国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 ,论证了当生育率从 3.0下降到更替水平过程中 ,出生性别比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我国 90年代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客观事实 ,是产前性别选择的结果 ,也是农民不愿多生但想生儿子的生育意愿的反映 ,而农民想生儿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只有建立新型生育文化 ,削弱人们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的观念 ,才能实现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化。     

社会变迁与出生性别比转折点来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主要原因在于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从无到有与由少变多。但伴随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歧视性性别偏好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那些诱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因素不是被消除就是被弱化,从而为出生性别比在高位的回落创造了条件。促使中国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逐渐具备,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由上升转而下降的转折点已经或将要来临。     

浙江出生性别比变动态势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利用普查资料对浙江出生性别比变动特点进行统计事实描述,企图从中寻找出一些有意义的统计学规律。对浙江出生性别比的下降性质、评估标准和转变临界点作了探讨。     

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

在综述理论界讨论的基础上 ,通过对相关统计资料的分析 ,说明调高总和生育率水平解决不了我国人口的结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 ,我们不仅不能对过去的生育政策进行微调 ,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率水平拉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 ,由此产生的人口自然结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优化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来加以解决。     

生育控制下的生育率下降与性别失衡

从生育控制的视角,运用孩次性别递进理论,分析生育意愿与生育率、生育性别比的关系,得到了在生育性别自然规律下达到生育目标最低生育率YFR唯一存在的结论。给出了生育目标YFR的计算方法。探讨了YFR在生育性别监测和预警中的应用。     

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儿童营养过剩关系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肥胖儿童不断增多。由于该现象发生在“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施以后,后者被认为是前者之因。然而,实证研究的缺乏使生育政策与儿童营养过剩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探讨政策与儿童(0-12岁)营养过剩之间的关系。多层模型和纵向分析结果显示,其一,儿童营养过剩的比例在90年代持续攀升,但增长速度较慢。其二,虽然生活在一孩生育政策地区的儿童营养过剩的比例高于其它地区儿童,独生子女营养过剩的比例超过非独生子女,但在其它条件同等的情况下,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和姊妹结构与儿童营养过剩概率无显著关联。分析结果并不支持“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儿童肥胖”的公共观点。影响儿童营养过剩的主要因素包括父母的体重、母亲的教育、社区发展水平和省份。     

基于市场预期行为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检验

通过考察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变化或分析市场利率在政策公告后的变化趋势,可以间接对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度量;利用相应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检验模型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数据进行检验,可知我国中央银行在基准利率调整和准备金率改变等重大的政策决策上,货币当局更倾向于采用模糊的政策操作方式,由此会导致市场预期的混乱,并最终对政策实施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政策操作经验,进一步增加政策操作方面的透明度,并借以最终建立一个简单透明、效率更高的政策调控框架。     

关于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持续了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在对人口控制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在积累负面人口、经济、社会效应:推动人口年龄结构畸形,加速人口老龄化;挤压农民进行生育性别选择;对城乡人群生育权利限定不平等;阻碍新生代教育素质提高;产生大量非意愿独生子女家庭,积聚家庭发展风险和父母养老困境;在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背景下,该政策可执行性越来越弱等。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使之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家庭生育权利保护,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