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进口贸易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析

互联网促进进口贸易发展,制造业进口状况与其技术复杂度关系密切。 文章基于进口贸易视角,厘清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互联网建设能够扩大进口规模、增加进口产品种类、提高进口产品质量,进而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向促进效应。     

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出口产品升级——基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双重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并深远影响着企业和国家的出口国际竞争水平。本文利用Eora于2018年发布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1990—2015年全球189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进行了量化,并分别从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进行测算,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程度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从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的视角,国内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而国外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对本国出口产品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作用;从服务投入行业异质性的角度,邮电通信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最大,金融服务化的影响次之,交通运输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最小。     

互联网会提高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吗——基于倍差匹配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倍差匹配的估计方法 (PSM-DID),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互联网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且这种效应在企业使用互联网之初最为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互联网仅对中小型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仅对中、高开放地区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低开放地区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丰富了互联网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为互联网的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也为"互联网+贸易"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增强制造业竞争力、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重要机遇。文章采用固定效应论证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扩大需求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基本路径。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弱势群体就业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新型测度方法,结合地理优势异质性特征,首次从跨国面板层面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细致检验。得到的结论主要有: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弱势群体就业率的作用机制呈现倒U型,适度赶超能有效促进弱势群体就业,偏离比较优势零值较远的赶超会抑制弱势群体就业,中国的赶超已经处于抑制弱势群体就业的负效应区间;契约型地理优势有助于弱势群体就业率提升,加快与其他经济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消除国内市场分割,是使得契约型地理优势在中国发挥正向效应的重要手段;释放企业经营环境红利和弱势群体社会地位红利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实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与弱势群体就业率提升;我国政府当前大力推行的碳减排和能源效率提升计划,可能会对弱势群体就业产生一定冲击,但可以通过以总量补效率的形式淡化上述冲击。     

互联网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过构建基于增加值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生产率、贸易成本与出口额三种影响机制的作用。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程度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发达国家互联网发展程度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互联网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生产率渠道与出口渠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贸易成本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经济韧性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制造业出口过程中面临更多贸易风险,其所依托的传统低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粗放式出口增长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如何有效改善当前贸易现状以及如何快速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已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部门重视的课题。同时,我国各地区正努力应对来自全球的冲击与挑战,而这些阻碍也使地区经济韧性愈发受到重视。经济韧性关乎地区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但是其对于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却未有定论。本文梳理了经济韧性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基于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来揭示经济韧性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分别测度了2009—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和制造业出口质量,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将生产性服务中间品完全消耗系数权重分至各制造行业中,使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各行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大小、方向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质量的提升,其中金融、信息和研发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对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内资制造企业的影响程度更大。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通过促进企业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供给率进而提升制造业出口质量,并且对高生产率的制造企业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开放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出口质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能否提升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北大核心CSSCI

文章探讨互联网发展对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通过一个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简单模型,指出互联网发展可以通过两个机制——信息成本节约效应和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促进一国制造业出口;由于信息和人力资本密集度差异,这种作用对较高复杂度制造业的影响大于较低复杂度制造业,因而会整体提升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利用39个国家1995~2011年互联网用户数和附加值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结果显示:一国制造业出口及出口复杂度都与互联网发展水平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分组回归发现,互联网发展对高、中复杂度制造业出口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作用大于后者,对低复杂度制造业出口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进口中间品异质性的研究

中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技术溢出与"低端锁定"等效应往往相伴而生。本文以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在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不同来源的进口中间品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异质影响。结论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地提高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中间品进口中的中间制造品以及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中间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制造品的促进作用最强。本文认为,不同来源的中间品实际上暗含了不同的嵌入方式,研究结论从调整中间品进口结构的角度为中国实现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构建"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方向。     

外资进入是否促进了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

外资进入为企业带来了充足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文章使用微观的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外资进入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外资进入显著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值在制造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提高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在制造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另外,还发现外资进入和外资比例提高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的提高效果要优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值的降低效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促进效果又优于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促进效果。     

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偏好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来自34国1997-2011年投入产出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修正Antràs et al.(2012)模型,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偏好的新测度工具,在测度出1997-2011年34国8类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上游度的基础上,就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的环节偏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生产环节时,兼备量增和质升两种功能,且多数生产性服务业的质升功能具有最优环节,该环节多位于各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上游度的中值区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以远离最优环节的形式支持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生产性服务业资源呈现一定的粗放型使用特征;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和资本市场并未完全发挥其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功能,冰山成本引致的华盛顿苹果效应和FDI使得贸易地理优势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数字化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发展趋势,作为其重要核心的数字化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并与各产业深度融合,影响着全球价值链重构及产业转型升级。文章探究数字化服务贸易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发现,数字化服务贸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渠道检验显示,数字化服务贸易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进口产品种类及服务投入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强,数字化服务贸易对发达国家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更大。文章研究为评估数字贸易对制造业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中国数字化服务贸易发展和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提供了路径选择和政策启示。     

FDI、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研究了FDI、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揭示FDI、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交互作用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6—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FDI、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并且二者的交互项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FDI与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主要表现为:(1)FDI对于东部地区省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基础设施建设中,中部地区省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全球价值链和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将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剔除,构建了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指数,有效地将一国国内创造的技术含量从整个产品的技术含量中分离出来。接着,利用1998-2011年中国1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没有提高国内技术复杂度,但是研发投入和良好的商业及制度环境会在全球价值链对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偏效应中产生正向作用;对国外附加值区分来源国进行分组的实证结果表明,来自东亚3国和地区的国外附加值率对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而来自美国的国外附加值率对国内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正向影响。     

城镇化、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揭示城镇化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城镇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省级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2）城镇化与人力资本除了各自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渠道外,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两者对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紧密的联系,表现出偏效应特征。     

外包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趋向于将企业内的非核心工序外包给国内或者国外企业进行生产和加工,企业的外包对其研发创新行为是否有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命题。本文利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对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就外包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首先,外包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具有显著影响,外包工序的企业相比未外包工序的企业更加倾向于进行研发创新并具有更大的研发投资额;其次,外包不仅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倾向与研发投资,同样促使了企业增强产品创新与生产流程工艺的改进;最后,具有更强契约安全感、更低融资约束的企业,外包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将更加明显。总体上看,外包活跃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