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本地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对2008—2019年30个省区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及工业绿色创新绩效的空间相关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间存在环境规制竞争行为且绿色创新在省区间具有空间关联性。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偏微分方程的实证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考察,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本地影响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正向且影响系数较强,说明其明显发挥了创新倒逼效应,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相对较弱,规制效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因一部分地区环境标准的提高促使污染企业或项目向环境标准宽松的地区转移,从而阻碍了承接转移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进程,致使环境规制对其他地区绿色创新的负向溢出效应显现。     

环境规制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省域环境成本最优规划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选取2005-2014年各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交通设施条件,居民素质程度、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与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74个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城市绿色经济效率（GTFP）,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GTFP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提升“本地”城市GTFP,且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不同集聚模式下,仅专业化集聚的“本地—邻地”效应显著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高端行业集聚更利于提升城市GTFP;进一步分析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GTFP的影响存在基于自身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重门槛效应以及基于技术进步的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可以推动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参考。     

我国对企业的环境规制效率分析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企业实施的环境规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然缺乏效率。因此,通过对我国环境规制的现状和环境规制低效的原因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对制定适用于我国的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出对策建议。     

创新要素对绿色经济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以创新要素推动经济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文章通过搜集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创新要素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创新要素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同时创新要素集聚也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全国绿色经济效率在样本时间范围内处于上升趋势,在空间层面上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根据空间异质性分析结果,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创新要素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强度更为显著,且具有更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创新要素集聚以提高绿色经济效率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理解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环境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我国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使用我国285个地级市2008-2015年的数据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模型,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处理内生性。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引起地方竞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治理不足而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财政分权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

基于南通区县数据和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南通市各地区间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呈现阶梯式分布,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等变量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为抑制作用,财政分权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从环境规制监管体系、联动式环境规制网络、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力——基于资源型企业的实证研究

资源环境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资源型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措施。基于技术开发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视角,利用2002-2012年的资源型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技术开发能力有显著的诈向影响,表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增强开发能力;但是环境规制水平与技术转化能力负相关,表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阻碍了技术转化能力,因此应制定有针对性地环境规制政策。基于此,针对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等政策建议。     

创新的外溢：产业的实证分析

产业创新的外溢效应一直是实证分析的难点。Dietzenbacher（2000）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建立了创新外溢的实证模型。基于Dietzenbacher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产业创新外溢主要以过程创新为主,但总体上外溢效应逐步下降。根据对各产业部门创新外溢效应的分析,我国应加大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食品制造业）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力度,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投入,发挥其较强的创新外溢效应,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绿色信贷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测算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绿色信贷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整体回归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凡:环境规制与政策组合

设计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与创新政策组合,引导和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是绿色发展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市场导向型规制提供给企业更多创新空间,比命令控制型规制诱发更多绿色创新。不同类型规制政策在灵活性、稳定性以及严格程度上表现不同,将影响政策对绿色创新诱发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