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企业研发创新

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包含进口汇率与出口汇率的企业模型论证人民币汇率如何影响企业研发决策与成果,然后利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两大企业层面数据库,通过计算企业层面进口加权实际有效汇率、出口加权实际有效汇率,验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通过进口成本效应与出口收益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及创新成果的影响。研究表明:汇率的升值会显著增强企业的研发创新,进出口汇率的变动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产出产生相反的影响;出口加权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会显著增强企业研发创新,进口加权实际有效汇率下降(人民币升值)会显著促进垄断性企业研发创新;人民币升值对于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会由于企业所在行业竞争激烈程度产生不同的影响;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的行业企业与一般进出口企业相比在面对进口与出口加权实际有效汇率时对自身研发创新会呈现出异质性结果。     

FDI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FDI的引进使中国形成了内外资企业并存的"二元"出口主体结构。外资企业不仅以其自身出口直接影响了中国整体出口,而且以其相关经济活动间接影响了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文章利用2001-2009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FDI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但对不同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FDI对高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低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     

企业研发外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门限回归的实证分析

在系统梳理企业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线性与非线性影响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激励-非线性激励”两个环节,实证检验企业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企业研发外包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受自主研发投入强度、政府支持力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因素影响,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随着自主研发投入强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增强,而随着政府支持力度的提高,这一促进作用在减弱。针对不同所有制、行业类型以及地区分类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显著更强,且受相关门槛因素的影响,不同分类企业间均存在显著的有差别的门槛特征。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出口?——基于中国高技术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以关税衡量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研究国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市场、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以及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但对出口集约边际起到抑制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加工贸易企业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进一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出口的差异性影响以及内在影响机制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中国应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推动全球经贸环境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出口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

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研究了出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型的出口企业获取生产率溢出的对比情况。结果发现,中国企业各年度的出口均能不同程度地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不仅对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而且能够显著改变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变动轨迹。其中,企业第一年初始出口对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最大,之后呈逐年降低态势。在此基础上的分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初始出口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出口均能显著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而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则会导致生产率下降;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均能通过出口显著地提高生产率,其中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幅度明显高于外资企业。     

自由贸易协定深度与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世界银行贸易协定内容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深度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多产品企业出口持续期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显著缩小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并提高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产品集中度,但因企业贸易方式、所有制类型和生产率水平不同而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显著延长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但对不同持续期的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具有异质性影响。     

出口退税与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基于2004～2013年微观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04～2013年微观企业数据,对出口退税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退税对企业出口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更多体现在出口倾向而非出口强度上;同时,企业行业及所有制特性会对出口退税的促进作用产生显著影响,出口退税的外贸转型升级作用有待提升。总体而言,出口退税在"改善和提高出口退税使用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政策绩效,但在"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及"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等方面似乎还未完全实现其政策效应。因此,在"新常态"下,中国还需从根本上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这或许是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有效推进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种重要思路。     

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企业作用解析

出口信用保险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和国际公认的支持出口、防范收汇风险的有效手段,在中国开办的20余年来,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其承保总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仍然较低,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近年来,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企业的作用逐渐凸显,文章旨在分析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企业的影响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策略。     

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企业作用解析

出口信用保险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和国际公认的支持出口、防范收汇风险的有效手段,在中国开办的20余年来,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其承保总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仍然较低,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近年来,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企业的作用逐渐凸显,文章旨在分析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企业的影响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策略。     

出口如何影响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系统地评估企业出口行为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在出口后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高;(2)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发现出口主要通过出口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对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产生积极影响;(3)因企业出口密集度、企业规模、融资约束、所有制、贸易方式以及出口目的国的不同,出口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文从微观层面证实了企业出口行为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积极影响,这意味着鼓励和促进有能力的企业从事出口活动、参与全球竞争,对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纺织业出口了吗

对1999～2005年中国31个省市纺织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纺织业的出口,这种促进作用的大小与企业的平均规模有关,企业平均规模越小,促进作用就越大;台港澳外资和其他来源地外资对纺织业出口的影响与整体外资的影响类似,但台港澳外资对出口的影响略大于其他来源地的外资。进一步的经验分析证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直接影响,其对内资企业出口的间接影响不显著,其他来源地外资的影响甚至是负的。     

汇率变动、融资能力与中国企业出口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出口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汇率变动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融资能力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融资能力是影响出口企业对汇率变动承受能力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企业类型及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融资能力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进一步基于倾向评分匹配的倍差法分析可知,企业上市行为在其承受汇率变动时起到的作用相比传统融资而言较弱。     

女性董事与企业出口稳定——机制与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2001—2016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女性董事对企业出口稳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女性董事参与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女性董事比例的增加对延长存续时间较长企业、国有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更加显著;女性董事在其学历水平高于董事会均值的企业以及在其年龄大于董事会均值的企业中起到的促进作用更大;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是女性董事影响企业出口稳定的重要途径。     

中国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特性与影响因素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持续增长,与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相比,中国的出口产品普遍技术含量不高。本文通过构建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并运用分行业中国上市企业的数据,对中国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特性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发明专利比例较低,累计申请专利集中程度高;研发资本投入存量差异大;总体上,研发资本存量...     

企业异质性、中间品进口与出口绩效——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框架下,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2000~2006年高度细分的进出口数据,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全面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与不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相比,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具有更大的出口额、更多的出口产品种类及更高的出口持续可能性。而且,伴随着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这种影响更加显著。同时,进一步研究显示,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对其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从中间品的进口来源国看,企业使用从高技术国家进口的中间品对其出口绩效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结论在去掉加工贸易样本以及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依然稳健。这一系列结论对中国制定贸易政策以使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对东道国的整体出口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影响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声誉、出口商品结构以及生产规模等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间接影响。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3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内资企业整体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但表现出一定的行业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利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以制度质量为视角,构建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影响的理论机制。同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针对理论机制的三个研究假说进行验证。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方法以及Heckman选择模型对理论机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业集聚通过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通过对不同行业类型、不同窗口期样本以及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计量检验发现,三种研究假说依然稳健。同时,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建设的制度质量视角的进一步讨论,再次验证了产业集聚通过制度质量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有重要影响。在对渠道进一步识别时发现,金融制度通过融资成本影响企业出口决策,教育制度通过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因此,产业集聚通过金融制度与教育制度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微观渠道是企业融资成本与企业创新活动。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出口技术结构对一国的对外贸易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将对外直接投资引入Ｍｅｔｉｌｚ理论模型,分析其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利用修正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技术结构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我国２９个省市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ＯＦＤＩ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ＯＦＤＩ通过逆向技术溢出途径降低出口企业的转型成本,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剔除了加工贸易的影响后,相比ＦＤＩ和进口贸易,ＯＦＤＩ对出口技术结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人均物质资本与研发投入的影响为正,而人力资本与制度因素的作用为负,加强教育投入、 加快制度变革有助于减少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对出口技术结构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地,分地区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不高,从而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也没有东部地区明显。     

出口退税、贸易方式与企业出口行为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若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市场中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企业数量和出口数量均会较少,而且一般贸易减少得更多。将2004年1月1日我国下调部分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这一事件作为外生政策冲击,使用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降低出口退税率显著地减少了产品的出口数量,这种抑制作用对一般贸易影响更大,而对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小;出口退税对出口的调控作用主要通过对一般贸易集约边际的影响来实现;降低出口退税率对私营企业、贸易中间商以及低效率企业一般贸易的影响更加明显;降低出口退税率将使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出口金额下降。应有步骤、合理地确定出口退税的产品范围和退税率,对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采取不同的退税政策,并实施更加中性的出口退税政策。     

中国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实证研究

运用2005—2008年中国14个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违背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并且存在“生产率悖论”;出口中学效应也不显著。虽然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规模正相关,但在控制其他影响出口规模的变量后,生产率与出口规模则呈现负相关;在控制其他影响生产率的变量后,出口规模与生产率同样也会呈现负相关。中国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其加工贸易等现实条件与经典理论假设的背离;而中国企业出口中学效应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则在于其自我选择效应的不显著和规模报酬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