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路线探析

金融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支柱之一,国有金融企业是金融业的主导力量。近几年暴露的金融风险体现了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存在中国式内部人控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隧道挖掘、董事会履职效率不高、金字塔式股权层级过多等问题。建议国有金融企业将党的领导密切融入公司治理结构,分层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缩短金字塔控股结构,探索与股权结构不同的董事会结构,深入推进经理的市场化薪酬改革,提升董事会履职质效,严控股东违规行为,从而提升公司治理效率,促进国有金融企业长期稳健发展。     

保险公司董事会治理、公司绩效与偿付能力

随着金融业的深入发展,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利用127家保险公司的公开数据,以因子分析法构建的公司绩效为中介变量,探究董事会治理对偿付能力的作用以及公司绩效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董事金融背景比例、董事精算背景比例和董事硕博学历比例直接对偿付能力产生影响,董事金融和精算背景比例对偿付能力有正向作用,而董事硕博学历比例对偿付能力有负向作用;董事会独立性通过公司绩效间接对偿付能力产生影响,董事会独立性对偿付能力有负向作用。     

高校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本文以高校上市公司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高校上市公司公司治理三个主要方面即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及管理层薪酬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影响我国高校上市公司绩效的重要公司治理成分。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ROE,EPS）呈负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Tob in＇s Q）呈正相关关系;两职合一对公司绩效（EPS）有正面作用;Z指数和公司绩效（ROE）呈正相关关系;高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Tob in＇s Q）呈负相关关系;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Tob in＇s Q）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公司绩效（EPS）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新时代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

<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完善金融治理体系、健全金融企业制度、提升治理能力、实现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作为我国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机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满足城乡金融需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构建符合新形势、新特点的公司治理体系,既是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完善金融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又是完善我国城商行现代化企业制度的重要抓手,是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课题。     

新加坡《公平交易指引》概要

为了敦促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公平交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近期颁布了《公平交易指引——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肩负公平对待客户的职责》（以下简称《指引》）。《指引》充分考虑了公众意见、近期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于2009年3月发布的《非公众投资产品销售和推广的监管体制修订版（草案）》的相关内容。     

提升董事会履职水平 完善城商行公司治理

近几年,经济金融形势的快速变化,对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董事会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提出了新的命题。城市商业银行要认清新形势下董事会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明确董事会所承担的"五大职能",通过构建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体系、优化董事会治理结构和培育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等三大举措来全面提升董事会的履职水平。     

消费金融公司个人信用管理系统分析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7月公布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简称《办法》），是国家拉动内需的又一重要举措。本文论述了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特点，表明消费金融公司的运营需要依赖于自身信息系统的建设，同时重点讨论了消费金融公司个人信用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和系统设计。     

公司治理结构与管理层盈利预测

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盈利预测（或预告）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法人控制的公司管理层更不倾向于提供盈利预测（或预告）。而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管理层更倾向于提供盈利预测（或预告）。由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法人控制的公司，第一大股东比例越高，管理层越不倾向于自愿披露盈利预测。我们没有发现机构投资者、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对盈利预测（或预告）有显著影响。而公司财务比例包括市账比、负债率和资产收益率对盈利预测（或预告）有显著影响。     

新条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的治理结构在不同国家,具体模式有所不同。我国《公司法》确定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比较传统的“三会一层”模式,即原则上公司必须设股东大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并列于股东大会之下,受股东大会委托并对股东大会负责,分司经营管理和监督。管理层则附属于董事会作为经营管理的执行机构,体现了公司权力的分立和制衡。     

最优董事会结构、公司特征与公司治理机制

本文以2002—2011年716家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GMM估计方法,通过”内部工具变量”解决了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的困难,研究了最优董事会结构是如何被决定的。研究发现：公司复杂性、公司的成长能力、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比例、董事会的影响力、CEO的影响力、CEO的权力都对公司的董事会结构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董事会效率假说”,证明了最优的董事会结构是内生决定的,与公司的具体特征和公司治理机制有关。     

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的质量保证

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系列契约的联接（Jensen，Meckling，1976），其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是规范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具体是指企业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之间利益分配和权力制衡关系的制度安排，在形式上表现为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职责及其功能的一种企业组织结构。从本质上讲，公司治理结构是关于企业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ancy）和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的规范．正是这些规范决定了公司的目标和行为，决定了公司在什么状态下由谁来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分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规范公司治理 夯实体制基础

2006年2月8日，中国保监会发布了《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工作作了总体规划，确立了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制度框架，成为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重要体制保障之一。     

寻找中小上市银行最优的公司治理模式——银行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的运作问题是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所面临的重要而前沿的问题。中国民生银行和《银行家》杂志社于2007年6月4日在昆明市共同主办了“中小上市银行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运作”主题研讨会,与会的监管部门、业界及知名专家学者对当前实践和理论中的热点     

公司治理结构在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下的差异化——以董事会职权分析为中心

《合资企业法》虽然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界定为有限责任性质的公司,但其《实施条例》30条却明定,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其董事会权限范围很大,可以决定一切事务"。《合作企业法》第12条也规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依照合作企业合同或者章程的规定决定合作企业的重大问题。股东会和监事会的设立及运行规则并未做明确规定,同时,董事会的表决规则包括一人一票规则及人头多数决规则,除此之外,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和董事的选任、任期方面都与新《公司法》存在巨大差别。对于国内投资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只能根据《公司法》设立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监事会等法人机关,而股东会则实行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的规则以及资本多数决规则。     

银监会启动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审批

银监会近日对外发布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启动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审批工作。     

应严格审查公司担保行为的合法性

新《公司法》在对待公司对外担保方面有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一是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无论是由董事会、股东会还是股东大会决定．无论担保总额及限额的多少，全部依据其公司章程作出。二是公司为关联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应同时满足以下4个条件：（1）必须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表决通过，董事会决议不具法律效力；（2）关联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支配的股东回避：（3）表决权过半数通过；（4）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关系的实证研究

商业银行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于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本文选取2010-2012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对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内部控制绩效与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数量和第二到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间呈负相关,并且都是显著的。而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外部监事比例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并没有对银行内部控制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大股东的国有性质有利于银行的风险控制。     

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将启动

中国银监会2009年5月12日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意味着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工作有望在近期启动。     

合作制金融组织公司治理研究述评

本文以合作制金融组织与一般性企业在股权结构、经营目标和管理方式上的差异作为切人点,对合作制金融组织公司治理进行了回顾,同时根据我国合作制金融组织的特殊性,对其治理状况做了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合作制企业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但是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对合作制金融组织公司治理的研究思路却依然按照一般企业公司治理的机制进行分析,并没有真正做到从其特殊性出发,更没有形成适合其特点的理论框架.     

金融行政复议制度（一）——金融行政复议法律依据和原则

金融行政复议的法律依据主要两个，即1999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和2001年2月1日发布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办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办法》）和2001年2月1日发布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办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办法》）。其中，《行政复议法》取代了原《行政复议条例》，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其有关内容标志着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重大突破，由于该法是对行政机关行政复议活动的普适性规定，是一般法，那么，金融行政复议机关（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总行工农业管理部、分行、分行营业管理部、中心支行）在受理行政复议时，就必须以〈行政复议法〉为依据，至于《行政复议办法》是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制定的部门规章，相对于《行政复议法》而言，是特别法，该法直接对金融行政复议的范围、金融行政复议机构、金融行政复议管辖、金融行政复议虾玫受理等有关金融行政复议制度作出规定，是金融行政复议机关受理金融行政复议的直接法律依据，在以上两个法律依据中，《行政复议法》是法律，它的效力高于《行政复议办法》，后者不能与前者抵触、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