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罗尔斯正义观比较研究

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家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完备的政治道德理论和社会学说都需要有正义理论作为支撑。通过对柏拉图和罗尔斯的正义观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重视正义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与时俱进的运用正义原则,坚持用法律与制度正义保证公民平等自由权利,用理论丰富正义实践的内涵。     

论严格责任原则的合理性基础

我国侵权责任法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因此,架构严格责任原则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是一项重要的理论课题。从历史维度看,经历了从结果责任和过错责任阶段后,严格责任产生于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价值维度看,由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的制度变化从本质上来讲,正是由矫正正义向分配正义嬗变的结果。从人性维度看,人性具有“恶”与“善”两个方面,人性之“恶”构成过错责任原则的人性论基础,而人性之“善”是严格责任原则的人性论基础。     

社会转型期资源分配正义的结构性路径:一个框架性阐释

资源分配的过程、结果和价值指向要体现人的尊严,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增强社会的整合、合作程度,实现社会的良性有序发展,这是正义的要求。资源分配正义是型塑分配正义的社会基础与结构性路径。从公平思维、有效竞争、责任规制以及权利倾斜配置等四个角度阐释资源分配正义的影响因素,进而从权利表达、分配标准、程序正义和矫正正义实质落实等方面框架性地解释我国社会转型期资源分配正义的社会实现。     

分配正义原则与构建和谐社会述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多样情形的出现,我们有必要分析中国的特殊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的正义理论。其中,对于现有的社会资源如何公正地分配,即分配正义原则最直接地体现了正义原则的兑现,文章从对中国特色分配正义原则的理论指导的追溯、分配正义原则的实现进行论述,旨在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试论社会保障正义的主题:权利与义务

"社会保障正义"与"正义"是特殊和普遍的关系,"社会保障正义"的主题从属于一般的"正义"的主题。社会保障正义的主题是社会保障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方式。社会保障权可划分为"底线生活权利"和"更高生活权利"。国家、单位和个人都是社会保障的主体,都担负有社会保障的义务,但国家和社会应在底线生活权利领域承担更多的义务。     

金融危机的发生逻辑、根源与启示

社会消费能力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而市场经济的分配逻辑却又必然消解社会消费能力，这是导致包括此次金融危机在内的经济危机的根源。西方社会在“市场正义”价值观的主导下，不通过“分配正义”来提高社会消费能力以化解危机，而是通过“消费道德”和“信用过度”鼓动和放纵无节制的超前消费来创造和提高“虚拟消费能力”以缓解矛盾，这既是导致战后以来自由市场经济长期繁荣发展的秘密，也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该文认为，秉持“分配正义”、适度消费观和恰当监管是化解市场经济危机的正确途径。     

分配正义：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中国,分配正义是社会主义中国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分配正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为理论依归,具有自我的、内在的诸如正义的分配必须是对物质财富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按照可以量化的标准进行的公平的划分;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区分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兼顾人道主义、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等几个方面的规定性。中国的分配正义实现需要通过实现每个人基于人的基本平等权利而应从社会获得的利益的均衡、进一步强化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调控作用、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法治、实现资源的代际分配正义等政策和行为来实现。     

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

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中最为突出的现象,它不仅造成了明显的二元社会结构,而且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显然,在面对愈益恶化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两极化情形时,探究收入分配的成因以及提高对分配正义的关注就成为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而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和改进社会经济关系则成为当下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事实上,收入分配本身的社会性往往决定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相应地,就有必要将收入分配问题与社会制度、分配正义等结合起来,将不断演进的公平正义观嵌入到经济理论和政策之中。     

浅析罗尔斯的《正义论》

罗尔斯的《正义论》主要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念,并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本文试图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主要理论思想,两个正义原则及其内在关系加以阐述,从而理清此理论与我国现实问题的关系。     

罗尔斯正义两原则对我国社会改革的启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社会问题也不断涌现,而这些问题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当中必须面对和得到恰当的解决.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对于我国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本文试从政治文化、社会再分配、可持续发展、"三农"问题、法制建设五个角度探讨了罗尔斯正义两原则对我国社会改革进程的启示.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Korean politics after the IMF Bailout∗

The Korean reform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997 economic crisis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relation to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he reform proces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communitarian‐liberal solution of ‘more burden on the better‐off, less burden on the worse‐off,’ which accords with the ‘difference principle’ of Rawls. This solution may be reasonably support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for two reasons. One reas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Korea has been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past developmental state rather than individual choices, and that each individual sector, especially the advantaged group, has a weak legitimate claim over its social position. Thus, it seems fair to share the social burden in the extensive reform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apability. The other reason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inimizing social cost accruing from social economic conflict Indeed, this solution reflects a blend of liberal values and the good of the community.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及其对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启示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内涵丰富:用剩余价值、异化劳动、剥削等理论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分配的不正义;将资本主义分配不正义的根源直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来实现正义分配;设想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实现正义分配的分配原则。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对缩小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个体化趋向下中国社会的变迁与重构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在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改革后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表现出后工业社会所具有的高自主性、高流动性、高隐秘性和高度“物化”等特征,这使得中国社会的重构任务极为复杂和艰难。中国社会的重构,应当根据群众的刊益要求,运用群众工作方法,通过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建设以实现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并在此过程中使个体从新的高度形成新的社会的联合。     

论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之正当性

在国际伦理学界,比较通行的五种分配正义观包括绝对平均/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差别原则的分配正义观、功利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应得原则的分配正义观和自由主义分配正义观。这五种分配正义观在政治光谱上大体占据着从左到右的位置,从强调绝对平等到强调相对平等,再到功利和应得,最后是强调自由的权利,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类理性,是维护人类共存和谐与发展的基本伦理。这五种分配正义观无论其是否全面,但它们都代表着人类不同利益群体对分配正义的一种认同。对照这五种分配正义观,作者认为,当今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着缺损,如平等的缺损、幸福的不足,对应得的扭曲和对历史罪恶的矫正缺失。依据这五种分配正义观,作者认为,不论从任何分配正义观来说,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改善国际经济秩序公平性的内容在国际伦理学上都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即使从最不注重公平的自由主义分配正义观来看,也是如此。     

权利与公正:西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哲学思考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西部大开发升级转型、维护社会公正、促进人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在交通基础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要围绕以人的权利和公正推动西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公众需求出发,在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推动城乡制度衔接、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方面进行突破和创新,不断提升西部人的自我发展能力。     

对基于自由民主角度的分裂权利理论的简评

关于分裂权利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学界在分裂主义研究中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许多西方学者基于自由民主的角度,对分裂权利的正义性进行辩护。这些为分裂权利进行辩护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自决权理论、基本权利理论和唯一补救权利理论三类。这些关于分裂权利正义性的论述对相关国家的反分裂工作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但中国学界未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这些理论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但在理论上却是反自由、反民主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矛盾和缺乏解释力的。同时,这些理论未能把握分裂主义的本质性要素,即领土的因素,无视这种单方的领土分裂诉求对所在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乃至于国际秩序的冲击;它们也忽视了分裂主义常常表现出来的暴力性和恐怖性以及这种极端政治诉求对人权、和平与自由的践踏;在分裂主义的领土性和暴力性的挑战下,分裂并非解决民族冲突、保护少数权利的可行路径。     

The utilitarian–maximin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and anomalies in social choice

Two major criteria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re the utilitarian criterion and the maximin criterion. We offer a simple axiomatic characterization of a mixed utilitarian–maximin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This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explains recent empirical violations of the standard cardinal social choice theory such as the social Allais paradox and the social common ratio effect. In addition, it offers a new foundation for the positively skewed wealth distributions in society. It also provides an objective function for mechanism design applications that trades off maximizing surplus and minimizing inequality.     

经济增长与政策转型——论新时期发展方向及社会科学研究

文章从国史与国际角度考察中国发展方向,着眼经济增长与政策转型核心问题,并探讨有关社会科学研究及其中国特色。1978年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转变,彻底实现了“经济国家”使命并借助改革开放取得经济成就。但目前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包括社会公平、政府结构及其经济职能蜕变等）亟需深入研究。国家总体公共政策正面临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向更高阶段的新的转折。经济仍然是不能取代的重要基础,但各项政策规划需要尽快向社会经济平衡发展模式转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有关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可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大特色。     

良心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法哲学思考

良心自由指个体心灵的内在判断、反思和评价免受他者的干涉，言论自由指不受阻碍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与态度；二者相与表里。这两类权利，近现代主要地是通过“功利”与“天赋权利”两大理论武器而争取到的。但是在应该享有怎样限度的良心自由与言论自由问题上，功利主义’的论证存有根本的矛盾，而天赋权利论更为成功。     

传统中国社会财产权利的性质——以清代闵北土地买卖文书为例

文章是对传统中国社会产权制度的定性研究。文章认为,进行定性分析既要避免陷入生搬硬套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产权理论的窠臼,也要避免盲目强调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必须从特殊经验中去发掘一般性事实的存在。所以文章以清代闽北地区土地买卖文书作为经验材料,反思了学界对于传统社会产权形态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并根据从闽北文书中反映出的一般性事实,认为我国传统社会产权制度是一种“宗法财产权”,即财产权利的界定以身份世系为基础。在宗法财产权的制度安排下：并非个人的财产决定其在社会秩序中的身份,而是其身份决定了个人对于财物的可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