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正当时

中国经过近30年市场经济的洗礼,活力四射。但是,市场经济暗含的逐利、自我、享乐等负面价值观,难以避免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从毒奶粉到同仁医院医生被砍杀,从范跑跑到小悦悦;快速奔跑中的中国人偶尔驻足回头,触目惊心。     

中国全面“入市”了吗？——中国反倾销之痛

“非市场经济”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瓶颈。从今年初开始，中国在多次场合要求给予中国完整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6月3日。中美双方代表就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在美国举行了首次听证会。“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否是一些国家对中国反倾销提案起因?中国离获得西方发达国家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路途还有多远?     

开发“第四资源” 创造“无形资产”——企业形象塑造谈

市场经济给中国企业注入了有力的竞争机制，企业之间的竞争已开始从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上升到包括行为、视觉识别以及智慧、勇气、谋略，策划等全方位的企业总体形象的竞争。这种竞争至关重要．给企业带来的是“第四资源”和“无形资产”，     

小延安——竹沟

竹沟镇位于河南省确山县城西部30公理处,面积185平方公里,辖15个行政村,人口2.7万人。竹沟是我党民主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的根据地之一,刘少奇、彭雪枫、李先念等领导同志曾在这里领导鄂豫皖边区的抗日工作,有“小延安”之殊誉。近几年来,竹沟镇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镇党委书记郭全新、镇长张保红的领导下,逐     

走出企业文化建设的误区

《寻找优势》一书的作者、美国当代管理学家彼德斯和沃特曼在探索了大量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后得出结论:“优秀企业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特质,这使得它们与其他公司大不相同。”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不少企业从自身的实践中体会到,企业竞争从表面看是产品、服务、品牌以及人才的竞争,从更深层次而言则是企业文化的竞争。在面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和信     

协同进化：发达市场经济中家族企业成长模式研究——兼与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的比较

实证研究表明，家族企业是发达市场经济形成中“现代企业生态群体”的“母体”和重要的企业组织形态之一。与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比较，前者在几百年的演变过程中与市场经济协同进化，后者是基于市场化改革而从正统体制(计划经济)边缘成长起来的经济成分。优化“企业生态环境”，使目前中国正处于发育阶段的市场经济和家族企业协同进化，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化的关键。     

论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大同”“均平”“民本”“义利”等理念中都蕴含着古人对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为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提供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从“天下大同”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均平”到坚持“共享发展”,从“养民富民”到“坚持人民至上”,从“重义轻利”到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中国共产党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借鉴和批判西方国家相关理论、总结和完善我国共同富裕实践经验的进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思想。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本文比较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发现从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存在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新发展理念、从“为人民谋福利”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两个飞跃”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到党-政府-市场关系重构、从局部渐进式改革到系统整体性改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索

在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始于改革开放战略的全面实施。对民营经济的理论认知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到“必要的和有益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基础”,进而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演进过程。民营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四十五年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需要在实践中切实落实“自己人”思想、明确“竞争中性”等市场经济规律、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理论和舆论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贡献。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决策——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潘岳访谈录

记者:从2001年到2005年,中国即将实施第十个五年计划。这不仅是中国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也是中国第一个面临更加复杂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计划。制定这个计划的难度可想而知。您认为中国在“十五”期间主要面对的问题有哪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关键环节是什么? 潘岳:“十五”计划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基本判断及思考

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进程而言 ,到 2 0 0 0年底 ,可称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创阶段” ;从新世纪开始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对前一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状况作出判断 ,是研究今后 1 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战略思想和战略措施的基础和新的起点。本文根据掌握的实际情况 ,对前一阶段的改革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就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思考。     

民本经济是法治经济——兼与单东先生商榷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从“体制外”发展起来的、“适应政策许可的民营经济”向“拥有制度保障的民本经济”的转变是必然的。从中国期刊网和中国学术期刊网上看，《中国民本经济之我见》是国内最早专门研究“民本经济”的论文。此前提及“民本经济”的是文集《民本经济论》。书名的由来     

中西政治文化与话语体系中的霸权——中西霸权观比较

中西方对于“霸权”这一国际政治中重要现象的认识截然不同。从中国历史上的“王霸之辩”到当代的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强调“霸”这种行为的压迫性和非正义性 ,而西方的“霸权稳定论”以及葛兰西学派对霸权的再诠释 ,倾向于强调霸权的稳定功能和“基于同意的秩序” ,双方差异的焦点在于对霸权合法性的认识。中西不同的霸权观植根于双方不同的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差异。本文通过对中西霸权观的比较 ,试图为中国外交的“反霸”特色提供一种观念和社会视角的思考     

中国全面“入市”了吗?

“非市场经济”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瓶颈。从今年初开始,中国在多次场合要求给予中国完整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6月3日,中美双方代表就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在美国举行了首次听证会。“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否是一些国家对中国反倾销提案起因?中国离获得西方发达国家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路途还有多远?     

大寨的名气有多大

大寨似乎注定与“名气”联在一起，从计划经济时的“中国第一寨”，到市场经济中的“大寨春酒”的系列品牌，大寨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幸福之约——聚焦十二五——在幸福之约开始的地方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站在“十一五”和“十二五”的交界处，中国经济问过去，问未来。辉煌成就来之不易，“十一五”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人性文化假设与转型期知识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人性假设是某种文化对人本性的基本价值判断。不同文化从截然相反的人性假设出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日本“温馨人情模式”和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美国“严格制度模式”都颇有启发性。根据传统文化对知识员工的熏陶和市场经济对其的影响,中国转型期知识型企业应以“混沌论”人性假设为基础建立一种“混沌管理模式”,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源管理人性化、市场化和制度化。     

超越启蒙的延安文化——读《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

‘延安’就像一粒纽扣——系上它,20世纪的历史和文化便‘旧貌换新颜’;同样,只有解开它,才能看见历史和文化的内部发生了什么。这段印在《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大红书皮上的文字,足以引起人们浓厚的阅读兴趣。这本洋洋洒洒近30万字的书,     

协同进化：发达市场经济中家庭企业成长模式研究——兼与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的比较

实证研究表明，家庭企业是发达市场经济形成中“现代企业生态群体”的“母体”和重要的企业组织形态之一。与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比较，前者在几百年的演变过程中与市场经济协同进化，后者是基于市场化改革而从正统体制（计划经济）边缘成长起来的经济成分。优化“企业生态环境”，使目前中国正外于发育阶段的市场经济和家族企业协同进化，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转轨期中国家庭企业向现化企业转化的关键。     

农民问题新趋向—欠发达地区农民难以“走出去”的原因

在新的背景下,从更高层次的意义上观察三农问题,着眼于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如农民素质与相应的职业地位(就业)的持续提升、农民的自主创业等,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农民的生存,来解决其就业问题,应该是政府新的战略思路。 就业与创业,将逐渐取代“扶贫”,成为新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新的关注点。这种从关注“生存”到关注“发展”的转折,既反映了中国在解决农村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也同时警醒我们——这是一个新的攻关阶段,是更加困难的“攻坚”时期。在这一时期,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农村物质方面的贫困问题,更需要解决几十年积累、被物质问题所掩盖的农民在制度等方面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不仅需要深化改革,而且特别需要制度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