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共政策法律化的限度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公共政策与法律皆不可或缺.饱经法律虚无主义的中国社会,在走向法治主义的进程中难免出现泛法治主义的倾向.公共政策法律化虽然是政策发展的趋势和法治社会的要求,但并非所有公共政策都可以且都能够实现法律化.公共政策法律化应当有其合理的限度.     

回归历史传统的中国法治构架意识

中国法治问题自始就是一个比较问题,因为我们在构建法治秩序时,至少目前还无法摆脱西方法治主义的影响。中国法治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中国传统文明本身的脉络梳理上,这是构建中国法治秩序的原始立场。只有在理清民族文化传统之前,放弃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从中国社会本身的诉求来界定并阐释中国的法治问题,才可以在此超越"法治陷阱",并进而梳理法治,构建人的独立意识,成就中国人的秩序洞见。     

论"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与现代法治之"法"

法治理念包括法治所追求的伦理基础和价值理想.法治理念之普遍诉求在于实现约束国家或政府权力,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与自由.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的精义在于法治之"法".现代法治之"法"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当代中国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法治理念的普遍诉求,与中国特色及其本土资源形枣共鸣并达成共识,是一种最好的表达.     

探寻宪政与法治的出路--从市民社会的视角

中国“有文本宪法而无实在宪政”，“有形式法制而无实质法治”，原因何在?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的缺失和现实中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为了加快中国市民社会的成熟，以为宪政与法治铺垫基石。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进一步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进一步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进一步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     

韦伯论近代法治与儒家伦理

通过归纳韦伯的论述,可以认为近代法治主要由三种要素构成形式理性的法律、官僚制和守法精神.传统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法治,原因在于儒家伦理不能培育出这些要素.然而,儒家伦理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救治法治社会可能产生的弊端.     

论法律信仰和法治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精神核心,要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实现全社会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要求做到执政党依法执政,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控制行政权力,实现依法行政;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和公正;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培育和建立市民社会。     

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法治建设

中国要实现法治目标,必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法治建设经验。但目前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促进法律思想体系的完善,特别是要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     

法学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互动机制探索

法治教育作为国家不断倡导的国民教育体系新内容,对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关键作用。而法学教育作为法律知识传授和法律精神培养的专门学科,却在法治教育的施行中缺位,两者之间并未构建起有效的互动机制。考虑到法学教育的专业性和法律人才的广泛性,法学教育可在大学校园中承担起对全体大学生的"法治"教育责任;法律人才则可在社会环境中引领法治氛围的营造,践行法律信仰的魅力,突出法律专业人士的"次级"法学教育作用,从而实现法学教育和法治教育的良性互动。     

科学发展观与实现环境友好型法治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种治国理论与方略,即"法的统治"和"通过法律的治理".然而.纵观近几十年的情势,可以发现随着有关环境立法逐渐增多,环境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日益恶化的趋势.由于法治的"人为理性",又由于认识的角度和评判标准不一.我们不能完全保证环境友好型法治以及其他法治活动是绝对符合科学家的价值准则的.科学发展观为环境友好型法治创设了基本的价值取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科学的环境友好型法治评价体系,将有助于环境友好型法治的良性运行与价值目标的实现.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缺失与建构——从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谈起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没有信仰的法律退化成了僵死的教条,这是伯尔曼所处时代西方社会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存在着民众法治意识淡薄、法律信仰严重缺失的重要问题。中西法律传统的差异提醒我们,要建构法律信仰必须明确其内涵和偏误、培育法治精神和树立法律权威、转化和融合传统法律文化和道德信仰,而不是盲从西方社会以弥合法律与宗教之间出现的巨大鸿沟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危机。     

依法治国与网络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网络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法治文化建设对我国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抵御西方和平演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目前我国网络法治文化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问题,如法治体系存在漏洞,公民权利意识淡薄,法律信仰尚未树立,缺乏有效的法治文化传播体系。提高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完善我国网络空间文化法治体系,健全我国网络法治文化传播体系是我国网络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我国法治图景的现实解读

我国的法治建设,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社会现实的作用下,在西方法治思想的影响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着,展示了一幅中国特色的法治图景:在法治进路上,是一条从政府推进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法治进路;在治理方式上,则昭示着德治与法治并存、人治隐含其中;对于纠纷的解决,则实行着诉讼、仲裁、行政化解、调解等多种纠纷解决机制并重的制度。     

法治视域下的西方有限政府理论

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大家是需要政府的,因为政府是给我们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但正如洛克所预料到的那样,政府在给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会侵犯私人的利益.因此,一个好的政府并不是什么都管的政府,而是行使权力有界限的政府,而这个界限的确定又在于宪法发挥积极的作用.从现实来看,宪法的功能在于保障社会大众的利益,因此构建有限政府不仅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且要限制那些手中握有某些"隐形权力"的利益集团的权力,当然,这其中肯定涉及某些政府部门甚至政府官员的利益.从有限政府的历史发展来看,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我们只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完善制度.本文试图在宗教学的视野中介绍有限政府理论的起源,继而对西方社会中法治与宪政理论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论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条件

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立法和执法的鸿沟.法律是要靠人去实施的,中国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执行人本身的非法治的行为、非法治的理念都会造成法律执行中的变形.在中国法制健全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好政府的职能转变,也需要执政党领导作用的完善,使法制健全的过程能够更好地在法治理念和轨道上来进行.     

宪政与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

从市民社会的词源、特征和历史演变来看，市民社会和民主宪政与法治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市场社会培育了宪政文化，蕴育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     

转型时期社会文化与行政法治建设的关系

社会文化与行政法治建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着行政法律制度的价值和作用的发挥。行政法律制度的运行也改变着社会文化,生成新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存在着行政法治建设与社会文化不相适应的现象。社会文化与行政法治建设的对接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梳理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融入行政法治建设之中;二是培育与现代行政法治相适应的文化精神。     

西方的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法治作为西方的产物。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我国的国情．实现法治社会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应该充分的认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视域中的中国法治建设

法与人性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具有历史形式.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蕴涵着社会法学理论.以此人性论检视中国法治建设,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自洽的人性论支持;大规模的法制建构导致法治泡沫;权力制约疲软等.要进一步推进中国法治建设,我们应采取以下策略:承认判例法;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承认法官对法律的社会学解释;规范公权力始终是我国法治建设之中心;实行法官独立制度;加快程序法治建设.     

时代呼唤良法之治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文回顾了过去十年中国法治建设的历程,认为有形的法治建设已取得明显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基本保证了社会发展各方面“有法可依”,但无形的法治机制推进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继而提出当前中国社会需要良法之治,既要有良法,又要有忠于法律、熟悉法律的执法队伍,还要有严明的违法惩戒机制。     

关于韩非法治思想与现代法律的思考

针对先秦儒家的"德治"主张,韩非提出了"法治"理论.韩非的法治思想其实质是君主专制与国家(政府)集权,它与现代法治所倡导的民主与法制精神相悖.但这种"国家(政府)法治"传统却被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因袭了下来,成为我国经济改革深化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巨大障碍.为了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防止滑入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法治应该由国家统治社会和民众的工具变为保护社会和民众的工具,进而成为社会和民众自我保护的工具.法律应该由君主专制的利器变为社会和民众捍卫民主与自由的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