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在职消费与企业公司价值研究——基于实际控制人视角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比较关注高管货币薪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在职消费仅限于理论阐述。但是,在职消费在各国都普遍存在,而且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文献逐渐增多,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数据为基础,检验了管理层在职消费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股权性质和政府控制层级对其是效率促进抑或抑制作用。证据表明:(1)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水平与公司价值负相关;(2)国有性质加剧了两者间的负相关关系,政府控股公司存在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3)相对于中央控制企业,地方控制企业代理问题更为突出。     

在职消费具有效率吗———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沪市Ａ股制造业为样本,从控股股东资金侵占和公司业绩的角度探讨了转型期高管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的问题。研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对控股股东资金侵占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即在职消费是有效率的。通过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当高管个人具备政治联系时,会使在职消费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自利”和“寻租”特征。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自利型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业绩,而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寻租型在职消费则会改善企业绩效。以上经验证据表明,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受到高管个人政治联系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其本质上作为管理层激励的固有效应。     

在职消费:薪酬补偿还是利益侵占

在职消费具有薪酬补偿与利益侵占的双刃剑效应,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及程度是这两股作用力的博弈结果,而这两种效应的发挥又受到管理层激励与约束程度的影响。为探索在职消费的业绩影响,分别以显性激励水平和管理层权利为标准分情境讨论了在职消费的双刃剑效应,研究发现：在管理层显性激励水平相对越低的情境下,在职消费越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越显著;在管理层约束程度越弱的情境下,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职消费的利益侵占效应越显著;与民企相比,国企在职消费所发挥的薪酬补偿效应更大。     

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研究

基于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数据,探究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并且考察公司治理机制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与自由现金流量有关,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仍然存在薄弱环节,未能有效抑制自由现金流对高管在职消费的促进作用,仍需继续加强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腐败治理能改善国企高管双重激励的效率吗?——基于高官落马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A股301家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反腐败治理中高官落马如何改变国企高管显性货币薪酬与隐性超额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激励效率。结果表明,与央企的双重激励对公司业绩始终无明显影响不同,位于高官落马人数越多地区的地方国企,其超额在职消费对业绩的激励效率越高,但高管货币薪酬的激励效率却越低,且该现象突出体现在党的十八大后。这是因为地方国企高管在高官落马的震慑下更倾向于用显性激励替代隐性激励。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高官落马人数多的地区,地方国企的超额在职消费可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最终实现业绩增长。文章结论表明,反腐败仅是提高国企隐性激励效率的治标之策,只有同时完善内部治理环境,方能从根本上提高国企高管整体激励效率。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     

公司高管人员在职消费问题探讨

在职消费在各国均普遍存在,且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学术界对该领域实证研究也在渐渐增多,对在职消费的认识不断深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国内外对在职消费对企业影响的主流观点,然后指出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党组织嵌入能否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来自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所在,也是国企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义。基于2010—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且嵌入程度越高治理效果越好,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效应。但在不同的治理情景下,不同党组织嵌入方式对不同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具有异质性：双向进入能够显著遏制国企高管的3种自利行为（攫取超额薪酬、拉大薪酬差距和增加超额在职消费）,而交叉任职仅对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谋取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的遏制作用,但未能有效强化党组织嵌入对薪酬差距扩大的治理功效;相对于中央企业和公益类国企,在地方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佳;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和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并未显著增强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作用。应因企制宜有针对性地完善党组织嵌入国企治理体系的制度和机制,优化嵌入路径,加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不断提升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率和绩效,促进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     

如何合理确定管理者在职消费——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研究

管理者在职消费是公司日常经营中的一种常见支出。现有研究认为合理的在职消费有利于公司业绩,不合理的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业绩;但如何确定管理者合理在职消费额度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管理者激励和制衡、管理者权力和资源等因素对在职消费有着显著的影响;参考这些特征因素可以合理确定管理者在职消费额度。利用2008-2013年中国主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发现,按这一方法确定的合理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不合理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说明了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确定在职消费合理额度方法的有效性。建议利益相关方应注重公司治理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合理规范管理者在职消费,避免过度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损害。     

高管超额薪酬、地域治理环境差异与企业慈善捐赠

通过考察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检验慈善捐赠的动机发现:国有企业管理层超额薪酬与慈善捐赠意愿、慈善捐赠金额和水平呈正相关;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管理层超额薪酬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说明,我国国有企业利用“工具性”慈善捐赠转移公众对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缺陷的关注.     

社会分层视野下的消费文化研究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文化为社会分层研究这一经久的课题注入了新的活力。文章通过对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消费文化理论的论述,分析其蕴涵的社会分层思想,并深入探讨消费文化的四个社会分层特征,以此进一步阐明消费文化与社会分层之间的三个方面的密切关系。     

浅谈东北地区消费信贷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市场经济越发展,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越大,消费信贷的功用也越大.当前,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存在着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的矛盾,如何扩大有效需求、活跃市场、促进经济增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浅析<资本论>中的文化消费

通过《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文化消费内涵的概定及文化消费资料的构成和对文化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 ,揭示居民文化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     

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质量

能否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否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进而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何解决环境问题是关键。环境包括消费环境,消费环境更是广大消费者直接关心的问题。本文在揭示和分析了当前消费环境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后,提出了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质量的若干建议。     

生产消费文化与媒体消费文化

在现代社会，消费化日益成为社会构筑和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工具。社会借助消费化影响生活方式的两条基本途径是生产消费化和媒体消费化。前以产品为载体，是通过物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具有日常生活化的特征；后则以大众媒体为载体，是用符号调制传递的生活方式，具有意识形态化的特征。两在对生活方式作用的机制、方式和途径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特点。     

广义消费论:消费非饱和性与生产过剩悖论解析

消费非饱和性与生产过剩的矛盾冲突是一种理论幻觉.这种幻觉源于对狭义消费与广义消费两种不同概念的混用.狭义的消费概念包含效用性和消耗性两个基本内涵.广义消费保留狭义消费的效用性规定,而放弃其消耗性规定,将意愿储蓄纳入消费范畴之中.在储蓄性消费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可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离开来.因此,储蓄性消费有两种独立的形态:一种是实物型储蓄性消费,它与消耗型消费一起构成实物型消费,具有可饱和性;另一种是价值型储蓄性消费,具有非饱和性.生产过剩是相对于实物型消费而言的,非饱和性则是相对于价值型消费或者总消费而言的,二者是可以并存的.一部分家庭对价值型储蓄性消费的追求导致另一部分家庭不得不进行非意愿的实物性储蓄.     

当代大学生经济能力、体育意识与体育消费行为的研究——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大学生体育消费探蹊

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及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广州部分高校大学生的经济能力、体育意识与体育消费的价值取向、行为特征，以及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因素等问题作了实质性的调查、分析和研究，以期为建立切合实际的高校体育消费市场，促进当代大学生合理、健康的体育消费，推动高校体育的有序、持续地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相关建议。     

论消费与收入

体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最好工具是消费函数。影响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是当前收入。改革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广大劳动群众的实际收入增加是相当缓慢的，进而导致90年代末期以来消费水平出现下降的趋势。要刺激消费，提高消费水平，关键是要千方百计增加普通城乡居民的实际当前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     

公共消费、消费公平与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

消费需求不足与消费不公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与消费有关的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力发展公共消费是扩大消费需求、实现消费公平的必然选择,应通过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加大公共消费的投入力度、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培育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主体等多条路径,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共福利水平差距,实现经济发展的内需拉动型增长.     

绿色消费应被解读为和谐消费

绿色消费概念的确切表述应为可持续消费、和谐消费。绿色消费实际上是一种综合考虑环境影响、资源效率、消费者权利的消费模式,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推行绿色消费,必须建立新的消费观念,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生态意识,普及和提高人们的绿色消费知识,对全民进行绿色消费教育,加强对绿色产品的研究开发,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严格执行绿色核算体系。